8月9日，在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一名环保人士头戴象征亚马逊雨林遭严重破坏的地球面具参加游行。北美三国领导人当日在此举行峰会，涉及议题包括气候变化、清洁能源替代。新华社发/法新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和行动。而就在当天早些时候，美国白宫也宣布，美国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

　　多位专家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此次正式表态是迄今为止对哥本哈根会议最大的推动。而美国所承诺的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这一数值，据专家推算，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40%的减排要求相去甚远。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减排目标的确定是哥本哈根会议的关键。

　　专家表示，中国政府旨在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的碳强度指标正式公布，是我国节能减排领域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表明中国积极为全球气候变化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与此同时，随着这一碳总量控制指标的制订，一系列相关市场和监管体系将随之建立，我国将正式进入碳总量控制时代。

　　据介绍，碳强度是反映发展过程中碳排放减缓的指标，碳强度指标的下降就是指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速度要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认为，这是一个相对指标，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减缓碳的努力，又不是绝对量控制指标，不会严重制约经济发展。他举例说，中国从1990年到2005年，单位GDP碳强度下降了47%，但2005年与1990年相比，二氧化碳总的排放量仍然是增长的。

　　“中国与发达国家情况不同，这决定了中国为全球气候变化承担的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董事长助理、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全球副总裁黄杰夫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什么是“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研究机构认为，哥本哈根会议上要讨论的到2012年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相比1990年至少减排40%——是绝对量的下降，而中国由于上述原因，至少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还要继续上升，而把这上升的幅度控制住，达到相对量的下降，也是一种总量控制目标。各方专家均表示，“这样要求非常合理”。他们认为，首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发展阶段，人均碳排放比较低；其次，中国发展的速度比较快，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还是会合理增加，不能限制发展中国家绝对量合理上升；第三，发展中国家也要为保护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对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今年9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中就已承诺，中国将在2020年实现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

　　“中国的环境总量控制指标早就存在，日前公布的中国碳排放强度指标已经是中国的第四顶环境‘帽子’了。”黄杰夫表示，之前的三顶环境“帽子”分别是“十一五”期间确定的二氧化硫减排、COD(化学需氧量)减排和节能量三项指标。而对于公布碳强度这一指标，早在11月12日召开的“节能减排与气候变化高层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就表示，这一具体指标将写入“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外界将在“十二五”发展规划公布或者稍早的时候，得知这些指标。

　　“这一国内碳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公布对于我国节能减排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下一步，就是构建与之对应的市场体系和监管体系。”黄杰夫认为，在环境总量控制指标之下，如何通过市场之手，以最低的成本来达到减排目标，成为了业界最该考虑的事情。业内资深人士认为，首先，业内不要视总量控制为“洪水猛兽”，碳总量控制指标的确立为我们在中国通过市场化手段达到减排目标提供了重大的政策基础；其次，业界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要把中国本土的碳价格机制做出来，帮助我国实现“以最低成本减排”的目的。据悉，目前中国的环境交易所(包括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和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都在致力于此；第三，相关政策法规、监管机制亟待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