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好与坏可以立竿见影，而预防工作搞得好不好，要几年后或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见到效果。眼下社会是浮躁成风，重视当下业绩，谁还会做那些几十年后见效的“傻事”？

　　做了十几年预防工作的何权瀛深知医生走出门诊大楼对患者之重要，同时也深知走出去之难。他说，临床试验医学与临床流行病学是临床医学这一马车的两个轮子，一辆马车只有一个轮子或者两个轮子大小不一，完整性不同，这辆马车不仅跑不快，弄不好还要翻车。

　　“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呼吸科医生不懂临床流行病学，缺乏流行病学知识，甚至分不清发病率与患病率、病死率和死亡率的区别，整天忙于疾病治疗，而且多为治理下游阶段，抢救那些濒危或者临近死亡的晚期患者，没有意识到应当通过临床流行病学方法确定呼吸病的概况和全局，摸清楚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才能找到切实有效的防控这些疾病的措施。经验表明，临床医生只有真正掌握了临床流行病学知识和方法，才能进一步提高临床技能水平和科研思维水平。”

　　提倡预防为主是我国卫生工作方针之一。提倡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已经是老生常谈了，然而效果并不显著。何权瀛分析说，预防工作重要，这个道理都知道，临床医生也知道预防呼吸病重要，知道是一回事，做不做、如何做是另一回事。分析其原因有很多：

　　第一，现有的医疗体制没有相应的保证机制，把预防工作作为医疗的一项“刚性指标”来要求和考核；

　　第二，临床医生，尤其是大医院的医生太忙，忙得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预防、宣传工作；

　　第三，预防工作是慢功夫。治疗好与坏可以立竿见影，而预防工作搞得好不好，要几年后或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见到效果。眼下社会是浮躁成风，重视当下业绩，谁还会做哪些几十年后见效的“傻事”？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张拓红和陈育德则通过对结核病控制的考察发现了其中的冲突。他们在提交给论坛的论文中说，结核病看似简单，有着明确的诊断和治疗手段，但由于人本身的复杂性，其长时间治疗和追踪管理需要医疗机构与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及时互动和有效协调。

　　遗憾的是，已经一定程度“市场化”的医疗机构，治疗结核病患者就不仅有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动机，还要有获得经济利益和成本补偿的驱动，让这些机构去做那些甚至无法弥补成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如病人追踪管理，其难度不小。

　　“虽然可以通过监管来实现，但监管的成本会很高。两者的协调，发了不少文件，效果不佳。目标的分裂，所导致的结果是支出增加，包括公共支出增加(监管成本)，私人产品增加(如医院短期使用二线抗结核药物治疗病人导致的高花费)。”

　　于是就有如此尴尬的事：不少病人辗转在肺病专科医院或者大型综合性医院治疗之后，才回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受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抗结核药物免费化疗。

　　“整合涉及的不单单是思维的转变，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而这是更加现实的困难”

　　在本次论坛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整合”。这是面对医学之“病”医生们开出的药方。临床医学要和公共卫生整合，大医院要和社区卫生机构整合，医学要和人文科学整合……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医科大学原校长汤钊猷说，复旦大学和上海医科大学并校后，医学院的几个主要部分都分散掉了，这很可惜。“也许几个部分独立出去有利于各自的发展，但医药卫生各学科的联系无疑是削弱了。以前我们写肝癌方面的书，马上就想到流行病学教授、免疫学教授，现在大家都疏远了。”

　　他伤心的不是大家私人联系的减少，而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现代医学下的医生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各个学科都要了解一些，否则必然走上迷途。

　　汤钊猷还指出，在医学实践中，往往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有成就的科研人员，往往是人文比较好的，因此，成就一个医学科研人员，“软件”不可少。“医生现在都忙得不得了，我们以前一天做1-2个手术，而现在年轻医生一天要做五六个手术，能有多少时间静下心来思考医学的发展方向？”

　　“比如说，现在在我们这个领域最热的是肝移植、微创外科、介入、射频，现在在临床治疗中都得变成非常实用，也非常有效，但都不是我们中国原创的，都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有没有可能有我们自己原创的东西，这需要我们潜心思考和研究才能实现。”

　　杜治政说，医学整合是对当今医学整体化趋势的回应，也是医学目的的回归。“当年，细分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病人，现在，整合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病人。”不过，他也指出，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样，整合涉及的不单单是思维的转变，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而这是更加现实的困难。

　　“医学分化形成的专业或专科造就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他们通过辛苦的劳动赢得了荣誉，也获得报偿；高新技术武装的医院，在市场经济中，与医药企业互相结合，成为稳定的利益集团。医学整合所持的出发点，特别是临床和预防的整合，将保健服务从医疗转变为医疗和健康并重，很可能造成门诊量减少，医院床位空置。这必然影响到部分人的利益。”(记者 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