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是个新词儿，但它背后的群体却已存在多年。经媒体轮番轰炸后“声名显赫”的北京唐家岭为例，这些所谓的“京蚁”与多年前被称为“北漂”的人又有什么区别？虽然“蚁族”被“贫二代”、“低收入”等关键词框定，但这些关键词放在过往时代那些在大城市中打拼的青年人身上，其实也并无不妥。

　　在我看来，“蚁族”其实是“老黄瓜刷绿漆”，这个刷了绿漆的老黄瓜之所以如此吸引媒体和网友眼球，与大学生就业难、大城市保障性廉租房体系不健全、阶层贫富差距悬殊等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围观者给这个群体涂上了一层极具迷惑性且打动人的悲情怨艾色彩。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有和大多数“蚁族”一样的经历和感悟。我是一名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经过长期且艰辛的求职和实习，终于在京城一家媒体找到了落脚点。出身农村的我，也算一个“贫二代”，求职和实习时曾蜗居在东直门内大街的一处地下室，个中艰辛，冷暖自知。早在“蚁族”这个新词诞生前的去年8月，我以记者身份在北京唐家岭采访过数日，和很多与我同龄的“蚁族”同吃同住。这些住的房子很小、搭乘的公交很挤、每月的薪水很低的年轻人，除了偶尔一声叹息外，表现出来的更多是韧性和乐观。

　　在“蚁族”被大规模悲情化报道后，一个在采访中结识、租住在唐家岭的朋友给我发来短信：“我感觉现在的报道把我们‘蚁族’说得太苦了，我的自信心和激情都有些受打击了。我在这里住了四年，除了感觉这里卫生环境差，收水费的人有些横之外，其他都挺适合我们这些处于事业起步期的年轻人的，但我感觉现在的报道好像把我们当成了危险群体了。”可见，围观者的善意悲情非但没有给“蚁族”带来精神支持，反而将消极的焦虑传递给了他们，让他们在反观自己时又多了一份沉重。

　　其实，虽然有“就业难、贫富差距大、房价高”等需要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面对的困难，但哪个时代的年轻人在他们刚走入社会时不曾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困苦？目前已是资深媒体人的一位长者说，他年轻时曾挖过煤、下过井，干的都是超体力的活儿，就一个人住在山顶上，一到晚上外边就是狼，而现在的“蚁族”好歹能租上房子，所以他非常不解为何目前一提到“蚁族”很多人就流露出来的悲情。再比如，前几日的一则报道称，受金融危机影响，日本大城市不少失业或面临失业的年轻人只能住进横着爬进去、比一台卧倒的立式冰箱大不了多少的“胶囊旅社”。(《扬子晚报》1月4日)

　　其实，不用给“蚁族”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大道理，他们在艰苦环境中乐观地打拼，足以证明他们的坚韧；也不用讲“坐看云起、顺势而为”的人生哲学，他们由受“熟人社会”禁锢的家乡来到竞争激烈却相对公平的大城市，已明白自己什么时候需要在大城市接受磨砺，什么时候可以到合适的地方尽情挥洒；更不用矫情地给“蚁族”抹上悲情怨艾的色彩以博取围观者对他们的同情，这只能在聒噪中消费他们的感情，弱化他们的乐观，动摇他们的坚定。(田国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