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连续参加了2004年以来7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对我国近年来的农业农村工作一定感受很深。这几个中央一号文件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陈锡文：有两点深刻的印象，一是中央讲的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绝不是一句空话，通过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农村的改革发展每年都有新的举措，每年都有含金量很高的政策出台；二是每年中央都把一号文件定位于指导农业农村工作。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向标，一个明确的政策导向，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抓好“三农”工作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中央对起草2010年一号文件的要求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也是一系列政策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的基础支撑。所以大家对起草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认识很一致，各方面都认为必须写，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标志，是个导向。

　　从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开始，每一年出台的政策，对农民和中国而言，很多是“惊天动地”的。我这里举几个例子。2003年年底我们起草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时，中央明确提出，一是降低农业税税率，而且在黑龙江和吉林进行全部免除农业税的试点，到2006年，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就全部取消了；二是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还出台了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这三补贴政策，后来这些补贴进一步扩大。这些政策出台前还有争议，但出台后效果之好超乎想象。2004年增产粮食775亿斤，使那一年成为历史上增产量最大的一年，把粮食紧张的局面一下子缓解了。

　　这几年补贴项目、范围、规模不断扩大，以后又加上了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现在叫农业四补贴。一开始是三十几亿元，一路加到去年达到1230.8亿元。很多政策出台时不说是“石破天惊”，也是出乎很多人预料。例如2005年出台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现在有1.4亿农村学生全都接受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筹资标准一开始是每人每年30元，随后很快就增加到50元、100元，现在已经到120元。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刚开始时有人觉得，农村搞低保怎么搞得起啊？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果断决策，2007年一出台就全覆盖。到去年年底，已经有4600万农民纳入低保，月均补差额近60元。2007年曾经提过要搞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当时还有人担心农村有1亿多老人，能否发得起钱。但2009年就推出试点了。这些政策出台是不容易的，不仅是财力问题，更是观念问题。中央出台这些政策后，每年都在强化，今年的大部分政策是属于进一步加强，好政策要延续，但也有不少政策是新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