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之弊
接受本刊采访的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则指出，当前在科研过程中，一些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问题亟须解决。其中包括评审制度不严格。现在的科技项目立项，很多是各级管理人员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专家评审机制越来越流于形式。评审太过频繁，以至于评审质量下降，甚至科技界也出现了“评审专业户”的现象；科技评价缺乏真正的学术评价，现行的奖励制度已成为一些官员追求政绩和一些科技人员获取名利的渠道。因此，评审专家如何遴选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决不能把评审会变成“互评”关系网。
此外，还存在过度行政干预的问题。比如对某些科研专项、课题，搞“时间节点”，把它弄成了一个“生产线”，这样的指挥系统妨碍了正常的科研工作，是行政指挥过度。尤其是在产生创新的、原创性成果方面，这样的组织方式会制约创新。
再有就是科研第一线的科学家缺少发言权、自主权。选择技术路线、判断研究方向等科学问题，应由在第一线的科学家自主，他们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造的主体，应该给他们提供系统表达意见的机会。否则，国家投入了大量经费，到头来只是收获了大量论文，没有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实际成果，更不能为国家重大问题提供解决方法。
这位受访院士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据参与《中国科技体制与政策》重大咨询项目组的有关人士透露，《关于我国科技体制与政策问题的几点思考与建议》通过对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问卷调查以及对几次院士、专家座谈会意见的整理分析，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胡锦涛总书记在院士大会的讲话明确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赢得发展先机和主动权，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温家宝总理在去年首都科技界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我们全部科技政策的着眼点，就是要让创新火花竞相迸发、创新思想不断涌流、创新成果有效转化。为此，要创造良好的环境，让科技工作者更加自由地讨论，更加专心地研究，更加自主地探索。”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院士、专家表示，以上讲话不仅反映了新时期党和国家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希望和要求，也指明了新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基点和方向。为此，必须扫清自主创新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进一步加大科技体制改革力度，不断改革和完善各项科技制度，为自主创新营造和谐的政策环境。
一位不愿具名的院士向本刊记者表示，在科技体制中，科技资源配置机制存在很大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国家部委多头管理、“七国八治、九龙治水”，部门分割现象严重。这不仅导致科技资源的高度分散和重复浪费，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时甚至成为创新的一种阻力。另外，科技立项中，一些重大战略性项目的决定和巨大资金的分配在未经全面、充分讨论、辩论甚至争论之前可能就由少数人内定了的情况依然存在，并且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这使得一些“学术带头人”没有时间致力于科学问题，花气力搞关系、跑经费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不仅有损科学家的社会形象，也是导致学术浮躁、学术风气不正的重要原因。
破解困局
追溯近30年的科技发展史不难看出，从科技体制改革至今，科技界始终肩负着为国家经济建设作贡献的重任。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更多地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未来的30年必将更多地依赖于中国科技的发展，而科技发展必然要依赖于科技体制为之提供的支撑体系，破解影响科技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正是提供这种有效、持久支撑能力的保证。
如何破解科技体制困局？接受采访的多位院士、专家给出如下建议：
首先要全面认识科技对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用更理性的思考对现行的科技体制整体框架进行总结和分析，认识科技创新的规律，建立一种更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能对国家持续发展带来长久利益的科技体制框架。
其次要明确科技体制中政府作用的问题。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主导作用？这是不应回避的突出问题。
接受本刊采访的多位院士、专家表示，现行体制中太多地体现了对短期利益的追逐而缺乏长远的战略思考，建构了不太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线性推进模式。他们认为，政府应真正地转变工作职能，做“更公正、更公平的良好制度环境”的创造者和维护者。过度的行政干预，一方面会束缚科研人员的手脚，影响创新思维的产生，也会给科技创新质量带来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会使科研人员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争取科技资源(项目、经费等)的非科研活动中，还会助长不良的学术风气乃至学术腐败。要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要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替代政府有形的手。
再有，在科技管理上，要让决策过程更加公开、透明，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项目决策中，特别是重大项目的决策；要优化国家层面的科技计划体系，减少多头管理、重复管理，降低行政成本和减轻科研人员负担。要真正建立健全国家科技决策机制和宏观协调机制，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
科技评价体系更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在同行评议的同时，应引入第三方评议，确保评议结果的公正、透明。要不断探索“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评价人才”的评价机制，以促进人才成长。□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孙英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