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向本报提供的她的短文校样上，记者看到，原标题为“创新软件帮助中国应对抄袭”。“是《自然》编辑在杂志付印前的最后一分钟把标题改成了现在的样子。”张月红曾在第一时间致信《自然》申诉，希望将标题改回来，结果被告知“杂志已经印刷，来不及了”。

　　刺眼的“31%”使本不起眼的《自然》“通信”栏目的“影响因子”飙升，也令张月红压力倍增。记者发现，浙江大学至今未在其网站上刊登《自然》杂志的这则“读者来信”。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9月7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浙江大学校长杨卫院士在演讲中特意提到了张月红的短文，以此印证浙江大学处理学术不端的勇气与决心。不过当时，校长的PPT里显示的仍是校样，在原标题的引导下，读者尚能心平气和地读下去。

　　此刻，张月红已能冷静地看待这个“被润色”了的标题。她希望坏事变好事，“如果这种‘歪打正着’能唤醒大家的自省，对我倒也是件值得一‘冤’的事情。”

　　国内学者常常误读“剽窃”的定义

　　此起彼伏的争论声中，充斥着大量对技术细节的探讨。比如，反剽窃软件的检测是否靠谱，不合理引用算不算抄袭，等等。张月红发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使国内学者对于“剽窃”的认识存在偏差，很容易在无意间“触雷”。

　　比如“自我抄袭”。“国内学者认为，既然是自己的文章就可随意摘抄，不打引号也没关系。但按照西方学界的认识，大段摘录之前已发表文章的内容，就说明新的论文原创性不足，就是抄袭。”张月红说，许多作者并未意识到自己错了，被退了稿，仍觉得对方没道理。为此，她常常要花费大量精力与作者沟通、解释，希望他们理解并遵守国际规则。

　　目前，“中国制造”的论文约占全球研究出版物论文发表总量的8%，预计到2013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论文产出国。然而，中国科技论文的单篇引用率仅排名全球第42位，78%的论文为零引用。

　　不可否认，中国论文量多而影响力偏低的尴尬，与种种学术不端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好在，敢于正视问题的学者不止张月红一人。香港理工大学教授许小可在其博文中指出：“不管这封信的题目是否有问题、31%的数据是否合理，它确实能促使我们开始重视国内期刊存在的问题。在中国，敢于讲自己期刊存在什么问题的人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少，而是比钻石都稀缺。”

　　两天前，美国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萨佩给张月红写来一个很长的邮件。他认为，目前的争议对于中国科学的长远发展是一件好事，呼吁中国科研管理者重视科研原创力，关注学术腐败问题。末了，萨佩颇为语重心长地写道：“9年前，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我曾预测，21世纪对于全球科学发展的最大贡献很可能来自中国；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剽窃和所谓的‘捷径’可能会延迟中国科学走向成功的时间，因为国际上已经有这样活生生的例子。”

　　眼下，有关“论文抄袭率31%”的争论还在继续。记者想问，面对国内如此尴尬的学术处境和这般脆弱的科研道德，一味纠缠于“31%是否科学而精确”之类，这样争下去是不是偏题了？(记者任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