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户小洋房，家家有宅院；门前水泥路，屋后是花园；水电气光纤，直通家里边……如不是亲眼所见，根本无法将这一切和三年前还是市级贫困村联系起来。这个村就是成都市新津县袁山村。

　　65岁的村民袁福清一家人，住着一栋280多平方米的房子。干了几十年农活的袁老汉，日子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袁福清家中4亩多农田租给一个科技种植大户规模种植，每亩年租金4000元左右。加入了成都市社会养老保险的老两口，每月能领到上千元的养老金；儿子袁小平在附近工厂上班，月收入1000多元；儿媳妇在家开起了茶铺和小卖铺，月收入3000多元；孙女儿在外务工，月收入2000元左右。

　　“以前全家的收入主要就是农业收入和农闲时候的务工收入，一年也不过2万元左右；如今一年能赚到七八万元。”袁福清说。

　　袁山村的大变化始于成都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据成都市测算，实现城镇化一个农民的成本约20万元。袁山村共有371户、1008人，由此测算，全村城镇化需要2亿元，地方财政无力承担。

　　为此，成都市新津县积极寻找城镇化的资本来源。袁山村就是这种探索的实验田：通过土地整治，农民集中居住等方法，扩大或节约生产建设用地，靠这些土地引入财政和社会资金。同时，新增建设用地通过流转置换可以使农民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

　　新津县国土部门测算，经过整治，袁山村新增耕地约800亩，按成都市的有关补偿标准，共给袁山村1760万元的土地整理专项资金。这笔资金的很大一部分，以搬迁补偿费的形式直接转移支付给当地农民。

　　通过集中居住，全村节约出100多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其中，以40亩集体建设用地作抵押，由新津县农村产权流转担保公司作担保，向县农村信用联社贷款150万元，与一家獭兔养殖场合办袁山獭兔养殖合作社。合作社全部聘用当地村民，解决了130多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李力行博士说，城市的快速发展与城市土地日益减少的矛盾逐渐变为城市化发展的最大矛盾。通过土地整治和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现耕地占补平衡，解决城市用地瓶颈。它在有效解决城市发展承载土地不足的同时，也实现了城市土地级差收益反哺农村。

　　据统计，成都市近三年实施的15个增减挂钩项目投资农村11亿元，以新增城镇使用面积计算，平均每亩15万元，其中最高每亩60万，最低12万；平均每个农民从土地增值中收益3.2万元，形成了农民与各相关利益方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局面。

　　与成都同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在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方面同样进行了积极探索。这座中国西部的特大型城市成立了农村土地交易所，尝试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在重庆市远距离、大范围置换的“地票”交易，解开“城市发展扩张缺乏空间，农村建设用地闲置”的疙瘩。

　　所谓“地票”，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指标，以票据的形式通过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拍卖。

　　“地票”交易运作首先是将闲置的农村建设用地进行专业复垦，经土地管理部门验收后，按增加的耕地面积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向土地使用权人发给相应面积的“地票”，实际上是“先补后占”。

　　专家分析说，“地票”制度有利于破解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矛盾，激活城乡要素市场，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使难以从城市发展的土地级差地租中获益的农民得到好处，还有助于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专家认为，未来20年，中国城镇化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加快破除城乡二元化结构，有利于打通城乡经济社会目前相互分割的格局，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为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和体制保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志刚说，一旦土地产权界定合理，土地级差收益将惠及全国最广大的农民，其结果是中国经济中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土地要素可以在全球化背景下获得优化配置。(记者侯大伟 徐旭忠 曹妍　参与采写 张云龙、曹霁阳、吉哲鹏 张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