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献的血流进了谁的身体，只要知道能够挽救生命，就够了” 武汉“献血妈妈”13年37次献血1.6万毫升
13年前，丈夫突遇事故去世，她和年仅7岁、身患重病的儿子相依为命。母子俩租住在一间9平方米的小房内，家里仅有的“电器”是一个电饭煲和一盏白炽灯。最艰难的3年里，她只能啃红薯度日、点蜡烛照明……
就是这位贫苦的单亲母亲，却有一个光荣的称谓——“献血妈妈”。13年来，她坚持在血站做义工，并义务献血37次，献血量达1.6万毫升。在她的带动下，千余名志愿者加入义务献血行列。
丈夫走了，幼子身患重病，生活露出严峻的一面
12月1日，武汉市航空路东南医院。冬日的阳光照进病房，让人感到温暖。44岁的鲁红静静躺在病床上，显得十分憔悴。
她刚做完子宫肌瘤手术，动一下都会疼痛，但这种被人照顾的日子，对她来说却是奢望多年的“享受”。
13年前，鲁红还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丈夫是一名电梯工程师，收入不错，对她也十分疼爱，近7岁的儿子小杰更是活泼可爱。“那时我不用工作，甚至连饭都不会做。”回忆起当年的幸福生活，鲁红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但命运却在不经意间，跟她开了个残酷的玩笑：1998年1月的一天，离农历新年只有半个月时间，丈夫在一栋高楼调试电梯时，电梯突然坠落，他和两名工人遇难。
得到噩耗的鲁红感到“天塌了”。她每天以泪洗面，精神和肉体遭受严重摧残，不得不住院治疗整整一年，出院后又回娘家休养了一年。
那两年里，鲁红变得沉默寡言，对身边发生的事漠不关心。这期间，儿子因腹泻未得到及时治疗，患上严重的结肠炎，瘦得皮包骨。
丈夫去世留下的抚恤金很快就花完了。鲁红意识到，她现在是儿子最大的依靠，如果自己再这样沉沦下去，这个家就真的完了。
于是，她开始尝试找工作，拯救儿子，拯救自己，拯救这个濒临绝境的家。
啃红薯点蜡烛，她默默承担一个单亲母亲的苦难
渐渐走出丧夫之痛的鲁红，和儿子在武昌司门口租了间9平方米的小房，每月租金100元。
由于没有一技之长，鲁红找工作时四处碰壁，只能做钟点工，每月收入不足300元，交完房租后仅剩不到200元。这笔钱，既要维持母子俩的生活，还要支付儿子的学费。儿子的病只能靠买点廉价的消炎药对付，以致越来越严重。
为了省钱，鲁红经常回到乡下的娘家，挑回一担菜，母子俩一吃就是一个月。很多时候，鲁红的主食是红薯，米饭留给儿子吃。
2005年，武汉市要求一户一表，鲁红交不起电表安装费，家里断了电，晚上靠点蜡烛照明，一根蜡烛至少用3个晚上，直到2008年，供电部门免费为她安装了电表。
12年来，母子俩几乎没买过新衣服，而是靠好心人接济。就是这样，鲁红仍欠下5万多元债务。
2007年，社区为她办理了低保。为给儿子筹措手术费，她同时打两份工，每月能挣500多元。虽然经济上的极度拮据状况有所缓解，但对手术而言仍是杯水车薪。
2009年，鲁红做护工时，一位老军人了解到她的困境，慷慨捐赠了2万元。她又向亲戚朋友借了2万元，一家医院也减免了3万元，她儿子的手术这才得以进行，19岁的他如今终于能下地行走了。
12年不屈的抗争，命运终于向这个坚韧的女人展露出一丝笑脸。
一次偶然让她明白人生的价值，从此坚持了13年
至今，鲁红都无法解释自己第一次献血的动机。
1997年7月的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武汉市A型、O型血告急的消息，便来到中南商场的献血车。验完血后，医护人员告诉她：“你的血型是非常珍贵和稀有的RH阴型血，又叫‘熊猫血’。”“那就多抽一点吧。”“按照规定，一次最多只能献200毫升。”护士摇摇头。
鲁红的血管很细，血液粘稠，针头扎进后抽不出血来，护士于是给她输了一瓶生理盐水稀释。看着鲜血流进血袋，她晕血了，醒来后感到很高兴，“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
此后，她选定4月6日她的生日、6月14日世界献血日和10月6日，作为自己的“献血日”。每次献血前，她都要喝两大瓶水，睡个好觉。
除了义务献血，她还当起义务宣传员，身边渐渐聚拢1000多名义务献血志愿者。他们大都是大学生，亲切的称鲁红为“献血妈妈”。
跟这些青春活泼的孩子们在一起，鲁红感到很快乐，觉得自己变年轻了，性格也重新开朗起来。
献血后要补充营养，应当吃些蛋、奶、瘦肉、豆制品、蔬菜等食物。但这些对鲁红来说都是“奢侈品”，每次献血后，她所能得到的“调养”，就是好好睡上一觉。
鲁红从来不向其他志愿者抱怨命运的悲苦。在他们面前，“献血妈妈”是个热心、乐观的人。
13年来，鲁红累计无偿献血37次，总量1.6万毫升，是其自身血液的三倍多。“我不知道我献的血流进了谁的身体，只要知道能够挽救生命，就够了。”她说。(张泉 高东起 王志祥 李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