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个小镇里的“猪肉佬”

　　近30年间照顾、资助八百多个山里孩子生活、学习 　　

　　镇里的人说：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下石太镇，是广东省英德市最小的一个镇。一条笔直的大街，横穿全镇，站在镇头一眼就可以望到镇尾。在临街、靠近镇尾处，有一栋不起眼的两层小楼。29年里，下石太镇下辖的108条自然村中，有859名孩子曾经在这栋小楼里生活过。因为有这栋小楼，因为有这栋小楼的主人———“猪肉佬”邓卫星夫妇的看顾，859名山区的孩子，读完了小学、中学。

　　“学生之家”

　　从1981年到现在的29年里，前后共有859个像邓秋桃这样的孩子住进“学生之家”。他们中，60%来自困难家庭，绝大部分是留守儿童。

　　不了解下石太镇的人，很难明白邓卫星一家对于山区孩子们的意义。

　　作为英德最贫困、最偏远的镇之一，下石太镇辖内有178平方公里的土地，“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势，让108条自然村散落在起伏的山地中。上年度，下石太镇人均收入只有4395元。和很多贫困地区一样，贫困家庭多、留守儿童多。

　　邓秋桃，就是这样一个山里的贫困孩子。父亲体弱多病，已经缴不起她的学费。2003年，随着农村中小学布局的调整，她所在的下石太镇新联坡洋坑村小学被撤并了，需要到离家20多公里外的镇中心小学上学。“那时我上小学4年级。家里没钱让我住校或是在镇上租房子住，只能走路去上学，但是去学校要走三四个小时……我想我可能不能读书了。”

　　就在这时，经常在附近村里收猪的“猪肉佬”邓卫星，走进了邓秋桃家。

　　“这孩子聪明，成绩好，不能不读书。让她来我家住吧，和其他孩子一起，起居我们照看。让她从家里带点米来就行。”简单的几句话，邓秋桃住进了邓卫星位于镇上的“学生之家”，一直到中学毕业。

　　“刚去的时候很小，什么都不懂，都是卫星伯教我。晚上头疼发烧，也是他连夜背我去医院。每年期终考那段时间都很辛苦，卫星伯每天都给我们做好吃的，加菜加汤。”中学毕业，邓秋桃考上了全市重点高中英德中学，“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卫星伯比我爸妈还高兴。走了那么远的山路到我家给我祝贺，给我发奖金。”

　　从上高中开始，邓秋桃住进了英德中学的宿舍，离开了邓卫星的“学生之家”。但她很怀念那段时光：“卫星伯家也很穷，但是那里像一个家，我们是他的亲生子女。伯母的脾气很好、很善良，小孩子顶撞她，她都不生气，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

　　从1981年到现在的29年里，前后共有859个像邓秋桃这样的孩子住进“学生之家”。他们中，60%来自困难家庭，绝大部分是留守儿童。

　　“阿爹阿姆”

　　这样的日程，周而复始，邓卫星和熊廷贺整整过了29年；送走的孩子中，有些已经为人父母，又把自己的孩子送回来……

　　凌晨3点，山里的天黑得透透的，邓卫星已经起床开始忙活了———去镇上菜市场自己的肉档打理生意。上午八九点钟，结束了一天最重要的营生后，邓卫星会拎上五六斤新鲜猪肉回家，那是家里今年寄宿的35个孩子一天的主菜。

　　白天，除了料理自家产米、产菜的那20多亩田地，邓卫星最繁重的任务就是上山砍柴。给孩子们洗澡、做饭都要烧水，全部用电负担不起。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每天砍100斤干柴背回家，仍是邓卫星必做的“功课”。

　　妻子熊廷贺的担子也不轻。早上4时半起床后，就要开始收拾家里的卫生、喂鸡喂鸭，然后给30多个孩子做早饭：大一点的要吃面，小一点的要喝粥。看着孩子们起床、洗漱、吃早饭，组织孩子们准点去上学。歇不了几个小时，又要准备30多个孩子的中饭。然后又是新一轮的收拾、整理、准备晚饭。

　　下午三四点钟，镇上的小学、中学陆续放学，孩子们也陆续回到家。随着一波高似一波的喧闹声，邓卫星家开始了一天里最忙乱也最热闹的时光。

　　孩子们爱叫邓卫星夫妇“阿爹”、“阿姆”。“阿姆”一边在热气炙人的厨房炒菜，一边挨个喊着孩子们洗澡，还要随时抽出手来帮年纪小的孩子搓几下衣服。大厅里，孩子们打闹着，下棋、聊天，等着6点钟准时上桌的晚饭。两三个菜一个汤，有菜有肉，米饭管饱，这是邓卫星家的标准伙食。孩子们吃什么，夫妻俩就吃什么，而且总是等着孩子们先吃完。

　　晚上7时40分，“房顶都能吵翻”的邓卫星家，逐渐安静下来。每天的集中晚自习开始了。2个小时里，30多个孩子在邓卫星的监督下，各自在大厅的“学习区”坐好。写作业、温习，互相辅导。“阿爹”就搬个板凳坐在旁边，随时听候“阿爹，这个要怎么做？这个要怎么读？”的求教。

　　晚上10时，35个孩子准时钻进邓卫星家楼上楼下5个大房间。在上下床间打闹一阵，说笑一阵，邓家的两层小楼慢慢归于寂静。一天结束了。

　　这样的日程，周而复始，邓卫星和熊廷贺整整过了29年；送走的孩子中，有些已经为人父母，又把自己的孩子送回来……

　　“毕生遗憾”

　　“我很爱学习，很想读书，但就是因为穷，再也没能读成。”提起辍学的遗憾，50多岁的邓卫星竟然哭出了声……

　　给山里的孩子一个家，圆他们一个读书梦，是邓卫星自觉自愿的行动；这源于他一个简单的想法，也隐藏着他人生最大的痛楚。

　　1959年出生的邓卫星，自小很会读书，1977年初中毕业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英德中学。“全市只招40个学生，我考上了，是我们村几十年来唯一一个。”但就在那一年，邓卫星的父亲去世了，家里一下没有了经济来源，只在英德中学读了一个星期的邓卫星，被迫退学了。“我很爱学习，很想读书，但就是因为穷，再也没能读成。”提起辍学的遗憾，50多岁的邓卫星竟然哭出了声，“如果能读完高中，现在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邓卫星的“猪肉佬”营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山下乡收猪，这让他看到很多和他一样因为穷困上不了学的山里孩子。

　　1981年，在山里一户人家，邓卫星碰到了一个爱读书却因为路远而失学的女孩陆秋贤。“怎么不去学校读书？”“我们这里这么山，学校又那么远，怎么去？”陆秋贤的话，让邓卫星思虑了几天。想到自己家离镇上的中学近，想到可以让妻子给孩子做饭照看起居，邓卫星给了陆秋贤一个提议：到我家来“寄宿”。

　　让邓卫星没想到的是，这一来就来了包括陆秋贤在内的6个女娃子；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每年一开学，越来越多的家长找到自己，把越来越多的孩子送来；而他的“学生之家”，就此坚持了29年。

　　镇里的学校一度搬迁，邓卫星也跟着搬迁。1992年，邓卫星卖掉了两块珍藏的黄蜡石，倾其积蓄在现在的地方盖起了两层楼———8房2厅，除了自己一家四口住的3间房，剩下全拿来做了孩子们的宿舍。最多的一年，这里住过近50个孩子。

　　前几年，妻子熊廷贺上山砍柴时出了意外，卧床大半年；自己的两个儿子正准备读大学，要缴一大笔学费；他觉得“学生之家”坚持不下去了。但看着开学时送上门的20几个孩子，邓卫星又心软了。咬咬牙，就这样坚持着。

　　“功德无量”

　　29年间，再苦再难，邓卫星从没主动向别人伸过一次手，镇政府负责人用四个字评价邓卫星的这29年：功德无量。

　　在下石太镇，邓卫星一个月三四千元的收入算“高工资”了，但走进他家，仍会惊讶于这里的简陋———

　　除了房子还算周正，满屋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家具。客厅里的折叠圆桌，四条腿上布满了锈，需要垫一只拖鞋才能站稳。孩子们用的课桌、长条椅，都是学校淘汰的。但是，为了让孩子们夏天睡个好觉，邓卫星却省出钱来，在每个房间装了电扇。

　　最初，在邓卫星家寄宿是全免费的，只需要自己带些米。但随着孩子越来越多，为了维持“学生之家”，邓卫星开始收取很少的住宿费。从一年175元，到现在的每年325元。325元，平均一天只要两元多，即便如此，真能交足的孩子也还不到三分之一。今年寄宿在这里的35个孩子，14个来自贫困家庭，21个是留守儿童。“只有10个孩子能交上钱，剩下的就交个百来块，背些米来顶”。

　　打开邓卫星记得密密麻麻的账本，欠账都是有记录的，清一笔划一笔，但这么多年，没划掉的还是大多数。“有些孩子毕业了，但也还是没钱。去他家里要吧，真的是穷，不仅没法开口要，还要安慰他，让他‘以后发达了再慢慢还’。”

　　为了把“学生之家”办下去，邓卫星的日子只能精打细算：猪肉、鸡鸭、米饭……都是自家“出产”，柴是上山砍的、水是从山上引来的……即使如此，每年邓卫星都还要填进去一两万元。“最贵是电。还有就是孩子病了去医院打针、开药，每年都差不多要垫出两三千块。”

　　这些是有数可查的，还有一些根本算不清。

　　邓卫星喜欢读书好的孩子，每学期考第一的，邓卫星都会封个50元或100元的“红包”作为奖励；孩子毕业了考上重点学校了，他还要亲自上门送个大红包。邓卫星看不得孩子受苦。在他家住了快一年的邓小花，父亲患癌症多年，家里还有3个姊妹，家境贫寒。为了让她读书，邓卫星不仅不收一分钱，还自己出钱给她买学习用品；每个星期还额外给她10元钱，让她攒起来买衣服、买吃的。“不能让她的生活和别的孩子差太远”。

　　去年，一位清远的药厂老板听说了邓卫星的事，捐了3万元钱。这是29年来，邓卫星收到的唯一一笔捐助。为了不让人说自己从“学生之家”捞好处，邓卫星把这笔钱全花在了看得见的地方：买了一台电视、一台冰箱，在楼顶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滤水器，装了防盗窗。剩下的一点，给孩子们加了菜。除了防盗窗，每一件买来的东西上，邓卫星都细心地贴上红字，写着“×××捐赠”。“钱都是给孩子们的，我不会沾他们一分钱”。

　　29年间，再苦再难，邓卫星从没主动向当地政府、向旁人。也没向从他这里走出去的孩子们伸过一次手，哪怕他们当中有人已经成了大老板。

　　镇政府负责人用四个字评价邓卫星的这29年———“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