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1日晚10点，农历八月十四，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在阿荣旗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专案组成员的努力下，长达一年的朱丽红土地纠纷案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媳妇朱丽红与婆婆李凤兰握手言和的消息，在阿荣旗六合镇河发村，成为八月十五合家团圆的佳话。不止朱丽红与李凤兰，受益于呼伦贝尔市开展的大调解工作，3年来，大调解已成为呼伦贝尔市构建和谐，维护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的有力保障。

　　这样的故事，在呼伦贝尔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俯首皆拾。

　　如今印在百姓心中的调处中心，在呼伦贝尔13个旗市区和123个苏木乡镇(街道)都已建立，并且发挥着一些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据说，3年来，呼伦贝尔市各级调解组织共受理矛盾纠纷27356起，调解成功26566起，成功率为97.1%。

　　有人这样问：何为大调解？呼伦贝尔以3年的实践做出了回答：大调解是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3种矛盾纠纷调解形式的资源和力量而形成的各部门分工协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新型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呼伦贝尔市政法委书记赵玺成说：“这种调解机制是人民调解的扩大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既充分发挥了人民调解的优势，又注重吸收了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特长，在及时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刘某是根河市的一名低保户，去年4月与人发生矛盾，双方大打出手，均受外伤。6月份，对方当事人要求刘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共计18000元。家境贫寒的刘某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遇到了官司更是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付，况且自己也受伤住了院。无助的他，走进了根河市河东司法所调解中心。最终，这个官司在调解中协议解决。刘某说：“要没有调解中心，我就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不一定犯下啥大事呢！”

　　如同刘某的事例，采访中，我们在呼伦贝尔的许多旗市多有遇到。呼伦贝尔人在总结开展大调解工作3年的经验时说，开展大调解工作，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客观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是完善矛盾解决机制的发展趋势。

　　其实，调解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翻翻中国革命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政权就有调解的内容。现在调解已走出了国门，甚至联合国都采取不同的形式来学习借鉴我国调解的经验和做法。因此，调解被誉为“东方一枝花”。呼伦贝尔市从发展和稳定角度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大调解”，一个“大”字，使得呼伦贝尔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与众不同，使得呼伦贝尔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具有了特色。用当地百姓的话说：呼伦贝尔的大调解是“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大调解，让呼伦贝尔百姓感到了温暖，感到了气顺，感到了和谐的滋味是什么。

　　新巴尔虎右旗贝尔苏木布达图嘎查，自2004年起到2008年，就没消停过，为了草场纠纷，苏木领导那真是按下胡芦起来瓢。几年的光景，嘎查牧民非但没因上访富起来，反而是越访越穷。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由草场带来的纠纷，苏木党委将布达图嘎查草场纠纷列为大调解一号事例，在调解过程中提出了“支部+基地+合作社+公司”的“布达图发展模式”。这一将现有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联户经营、持续发展、逐步壮大、惠及牧民”的发展框架得到了嘎查牧民的认可。2009年，布达图嘎查正式成立了“大贝”养牛专业合作社，年未，合作社成员平均分得红利1万元。如今，这个嘎查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嘎查，许多曾经的上访户成了致富能手。他们深有感触地说：大调解就是好，调出了致富的道路，调顺了牧民的心，更调出团结和谐新气象。

　　有人说调解说来容易做来难，这话一点不错。在阿荣旗调处中心，我们看到，矛盾纠纷被分类归档，大到刑事案件纠纷、土地矛盾、折迁费用，小到邻里之间吵架、婆媳不和、夫妻矛盾，在这里，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调处中心都有专人接待，专人负责。一位来访群众说，走进调处中心就如同回到了娘家，心里的话有啥都能说，这地方让人感到暖心。截止到8月末，阿荣旗调处中心调解案件108件，结案105件，调解成功率97.22%；乡镇调处中心调解案件547件，结案524件，调解成功率95.80%。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提法，在这个旗基本实现了。

　　呼伦贝尔探索的大调解机制，让矛盾无人管、解决难的现象得到了彻底改变，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让矛盾凸显期的一些突出问题，得到有效化解，维护了社会稳定。让各级党委政府从化解矛盾的困扰中解放出来，为抓经济、谋发展腾出了精力。(辛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