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州市正在实施一项干部“充电”计划，不是“选派”干部而是“全派”。2010年，该市159名正科级干部在清华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公共管理轮训。他们计划今明两年，把剩下的600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都轮流在国内名校“充电”一次。从去年开始，汝州市财政每年预留300万元作为干部培训经费已经制度化。(1月27日《东方今报》)

　　据介绍，汝州市的党政干部培训走上了制度化道路，但是，其花费的巨大成本依然充满了争议，正如此前众多引起争议的案例一样──2009年底，四川的贫困县名山县耗资百万选派百名干部到清华充电曾引起热议，反对者称，花这些钱去培训不如去资助贫困孩子。两者结合，我们该如何看待河南汝州斥资数百万让全体干部进清华培训呢？

　　视角之一是公务员退出机制的缺席。新闻说，汝州市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学历层次不高，所掌握的知识、理念、思维已经落伍。而汝州市委书记李全胜认为，当地个别干部思路不宽、解决矛盾的法门不多、谋划运作点子不足，这势必阻碍经济发展的步伐。在这样的前提下，除了用纳税人的钱财去培训干部外，有没有另外的可以采取的措施呢？笔者以为，在充满了激烈的竞争的当下，公务员群体没有理由置身于事外，相反，也应接受竞争的挑战，如果落伍了就应接受被淘汰的命运，就应放弃公务员岗位，否则，就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任。也只有竞争，才能让有志于在政府部门服务的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有机会得到提升，有助于建设高效政府。

　　道理很简单，无论是自然竞争，还是社会竞争，竞争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竞争实现的程度。现代公务员制度作为一种竞争性招考和竞争性管理的科学人事管理制度，其实现条件的完备与否，同样直接关系到该制度的成败。因此，应着力消除当下公务员队伍的“不充分竞争”现象。因此，那些“知识、理念、思维已经落伍”的公务员为什么不能被淘汰呢？

　　视角之二是，花费如此巨大的成本，掌权者可以单方面作出决定吗？纳税人同意了吗？报道显示，该是去年每批培训的花费约为35万元。根据去年的经验，副科级以上干部全部去清华大学回炉一周，每人费用约6600元，那么800多名副科和正科级干部需要530万左右。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字，我们除了追问花费值不值之外，更应追问纳税人的权利在那里？

　　在现实生活，无论是政府本身，还是社会公众，在评价政府政绩时，往往由于缺乏成本意识和概念，特别是缺乏长期成本意识，加之政府成本信息不易取得，及政府成本的公共性导致人们在对待这一问题上存在搭便车思想，导致了对政府绩效评价的非理性。而在笼统的干部培训的信息面前，尤其是在纳税人缺少监督途径的事实面前，靠什么保证这不是在增加公众负担呢？公众有理由质疑，这是不是政府成本的非理性滋长？

　　视角之三，这是不是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在一些地方，由于没有透明的公共支出信息公开制度和严格的公共支出监督的机制，政府官员很难节俭、勤勉地管理公共事务，造成行政成本公共支出的扩张。就此审视干部培训，可以看出，有关部门并没有给出让公众信服的理由，谁能担保这不是官员故意花钱的一种方式呢？美国学者缪勒在《公共选择理论》一书中也提到：当提供可度量的产出时，政府机构要比私人企业花费更高的单位成本。政府并非无成本地运行，政府行政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有时它的成本大得惊人。(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