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人眼里，看电影不稀奇，可说起拍电影那就高深了，尤其是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言，那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然而，就是这种普通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一个农民却偏偏敢想敢做，一台摄像机，一群农民演员，真就自己拍起了电影，而且还一发不可收了——

　　近日，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电视台连续播放了一部由当地农民导演，一群农民演员，自筹资金、自编、自摄的农村电影———《村官》，这部用方言拍摄的80多分钟的影片激荡起准格尔人，特别是准格尔农牧民心中的涟漪。故事是他们身边的故事，很多演员也是他们熟悉的街坊邻居，浓郁的乡土气息让观众感到亲切，播出后反响强烈。事实上，《村官》已经是这位农民导演成功拍摄的第二部电影了。

　　拍农民自己的电影

　　“有一天晚上我看了刘老根电视剧后，突发奇想：我也要拍部电影，因为我们准格尔旗经济发展了，农牧民的生活也富裕了，这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用画面记录下来。”说起自己当初拍电影的初衷，樊晓龙有点不好意思。

　　樊晓龙今年30岁，2004年退伍转业，在学校和部队都是文艺骨干，不但会表演，还会自己创作文艺节目。从来没有拍过电影的樊晓龙起初认为，拍电影很容易，就是拿个摄像机对着拍呗，挺简单的。“当时也没想到拍电影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我买回摄像机时还不知道开关在哪儿。”但下决心要拍电影的樊晓龙还是于2008年底放弃了年收入10多万元的装修工作，开始写剧本。

　　樊晓龙筹划的第一部电影是反映清水河县的一名初中残疾女孩自强不息的励志故事。题材有了，但缺少的是演员和合作人，樊晓龙就想起了当兵时和他同样是文艺骨干的战友苏威，这时苏威正在广州的一家影视公司担任音乐制作人。他就给苏威打电话说我要拍一部电影，你过来帮帮我。

　　他的战友苏威告诉记者：“接到樊晓龙的电话后，我的脑中就一个念头：这小子是不是说瞎话忽悠我呢？第二天我又接到他的电话，告诉我他真的要拍电影。我半信半疑，说你真的要拍电影？这投资可是很大呀！你有钱吗？他说有。我过来后，第一顿饭他说你们河南人爱吃面，给我煮挂面吃，第二天还给我煮面吃，但我能理解他，我纯粹是奔着战友感情过来的。”

　　凭着对樊晓龙的了解和战友之情，苏威辞掉了在广州的工作来到准格尔旗薛家湾镇，负责影片的音乐创作。樊晓龙负责写剧本，同时，他投资10万元买了摄像机、电脑、摇臂、面包车等设备，正式开始了他的处女作拍摄。但是，因为每次创作都要从薛家湾赶到清水河，拍摄费用很大，同时，影片涉及的场景和人员很多，这部片子只拍了3分钟就拍不下去了，樊晓龙不得不放弃了这部影片。

　　此时，已经到了2009年4月，“好多人在背后议论说，你这能拍成了？肯定不行，算了吧。”诸如此类的泄气话让樊晓龙的心里很难过，但他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小伙子，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了，樊晓龙毫不气馁，他抓紧时间又开始了创作，决心在当年夏天拍出一部给乡亲们看的农民题材的片子。于是就开始了影片《二哥》的创作。

　　樊晓龙用一个星期把剧本写完，为了节省费用，由苏威扮演影片中的男主角二平，除苏威和女演员外，剧中所有演员都是以前跟樊晓龙干装修的工人，而且所有演员都没有演出费。对于这些大多数还是建筑工人和装修工人的演员来说，拍摄时间有限，只要这些农民工演员一有时间，樊晓龙就提着摄像机赶去拍摄。《二哥》剧中拍摄最难的就是第25场戏，要拍从九楼掉下来被水泥板砸伤的“二哥”，这个镜头足足拍了一天时间。“从上面往下落一块水泥板，只要落不好就得重来，一块就是30块钱，落了三四快也拍不好，那些群众演员没等落下来就跑的没影了，其实我知道是有保护措施不会砸住人，但大家还是配合不好。最后我只好加了些特技才勉强过了关。”

　　其中还有一场戏份很浓的戏，是“二哥”在饭店找到包工头讨要工钱，当包工头以种种理由拒绝时，“二哥”一气之下用酒瓶砸伤了自己的头。拍摄这场戏时，樊晓龙先把酒瓶砸开了一个裂缝再用胶水粘住，第一次没粘好没等往头上砸就破了，白摆了一桌饭；第二天就没拍成，直到第三天才拍成了。这时，樊晓龙的资金越来越少，摆一桌饭对他来说要花很多钱。为了拍出酒瓶砸伤后真实的流血镜头，樊晓龙还想出了献出自己鲜血来做血包的点子，“用鲜血化出来的妆确实比红墨水兑牛奶效果好，也值了。”为了完成这部电影，樊晓龙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但还是在拍了一半的时候出现了资金断档。眼看着自己的心血又要再一次面临夭折的危险，樊晓龙一筹莫展。

　　就在这时，他的战友，在《二哥》剧中扮演司机的韩有福伸出了援助之手：“说句实话，他能把这些人召集到一起拍这部电影真挺不容易的，我当时就跟他说，不行我先给你拿些钱，你先拿着拍下去。”韩有福告诉记者。

　　“我真的没想到他敢拿出10万元让我拍下去，我感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当时真想哭。”樊晓龙想起那情景仍然感动不已。

　　2009年7月，樊晓龙和他的农民兄弟们完成了《二哥》这部影片的拍摄。在历时4个多月的拍摄过程中，摄制组的成员克服了重重困难，每个人都身兼数职，其中男主角苏威不但成功塑造了男主人公二哥这个银幕形象，同时整部影片中的主题曲、主题歌以及音乐特效也都由他来承担。

　　“我开始决心拍电影时，就没打算从这部影片中挣多少钱，也没打算用拍电影成名，就希望我拍出的东西受到乡亲们的欢迎，农牧民能看上自己的电影。在拍摄过程中，总有好多人围观并发出会心的微笑，这是因为电影拍的是他们身边熟悉的事情、熟悉的人，他们也和我一起感受到了拍电影的快乐。”

　　留农民自己的“小历史”

　　电影《二哥》讲述的是主人公二平为了给身患重病的妹妹凑齐20万元治疗费用而四处奔波的感人故事。从专业角度讲，影片的艺术手法及演员的演技都略显稚嫩，后期制作也有些粗糙，但观众们认为，一群土生土长的农民，在缺资金少设备的情况下，能把取材于现实农村生活的故事完整搬上银幕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电影封镜后每天晚上在薛家湾镇的准格尔广场放映，受到了当地观众的欢迎。

　　2010年年初，樊晓龙又着手开始了第二部电影《村官》的拍摄。“当时可困难了。我跟一家企业约好对方投资一半的资金，为了把这部电影拍的更好，从演员海选到从北京请摄影师，真是没少花费用。结果等我们开拍当天给对方打电话要求兑现投资时，对方却说：你先拍着，一两天资金就到。然后就是一拖再拖，后来干脆不接我的电话了。”这时电影已拍摄了一半，樊晓龙不得不四处借钱，但没有人去赞助这个异想天开的农民导演。最后，樊晓龙只好忍痛把自己的一套楼房卖掉，完成了这部电影的拍摄。

　　“因为拍了一半了，如果不拍的话，我就没有退路了，我们土话叫‘挖生肉’上了。我最感动的是那么多乡亲们支持我这个电影，拍到最后一场大戏的时候，因为这场戏涉及到200多人的场景，结果一招呼当地的农民都过来了，从下午六点多一直拍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这部电影不是靠我一个人完成的，是靠准格尔旗所有的农民把这部电影完成的！”

　　樊晓龙的家在准格尔旗窑沟乡，在村民和家人眼里，他在城里搞装修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可为了拍电影，几年来他家的日子“急转直下”，连结婚买的楼房都卖掉了。“人有时候就像岩石上的树，根子一旦扎下去就不好改变，再难也得往深里钻。”樊晓龙悻悻地说，眼圈通红。

　　因为樊晓龙拍电影是以农牧民为题材自娱自乐，不以盈利为目的，当初就没向有关部门申请批准拍摄的手续，所以也就不能公开发行，这也就意味着不能收回投资。但他一点也不后悔。花费80万元，又是导演又是编剧和摄像，樊晓龙拍电影究竟是为了啥呢？

　　“我就是想反映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的今昔，让更多的人了解现在的准格尔旗农民富裕了，富裕了的农民不光买车买房，而且还会拍电影，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生活。就是希望我拍出来的电影能走进农村牧区的文化活动中心，也希望以后能拍出更好的农牧民电影，为农牧民服务。”

　　走到现在，农民导演樊晓龙很有些感慨，他说因为没有经费，因为不是专业，因为全是尝试，因为全是爱好者，所以有太多的艰辛和困难，尽管如何，他和他的农民兄弟们怀着一个电影梦想，走了一条别人不敢走的路，一路上很寂寞，也很惆怅，但他们内心充满激情和希望。“我们走了一条别人眼中不该走的路，不害怕，也不后悔。”

　　尽管艰难，但拍摄过程中的快乐还是让樊晓龙们欲罢不能。“拍那个村官一下子从自行车上摔下被狗咬的镜头就拍了三次，第一次是找咬人的狗，因为狗看到人多就不咬了，找了七八条狗，每家看，到处找，这个场景可难找了，最后找的那狗比一般的狗都厉害，快豁出去了！等把狗找下以后开拍，拍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演员衣服穿错了，只好重来让演员摔了好几次，其实也挺危险的，再拍再摔，估计有40多次，摔得太多次了，那自行车都摔烂了，那演员手都摔肿了。”

　　樊晓龙告诉记者，身为土生土长的农民，他才最清楚乡亲们需要啥“食粮”，啥是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所以要开辟农民自己的“快乐园”。“过去我们看到的一直是‘大历史’，那都是城里人和专家搞的，现在农民们日子好了，我们要开始拍摄自己的‘小历史’了。”

　　目前，樊晓龙的农民导演身份在当地已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信心满怀的他已经开始着手另一部电影《搬家》的筹划工作，题材就是当地的生态移民故事：“作为新一代农民，我和我的农民兄弟们要继续尝试下去，为自己和更多的农牧民带来欢乐。我的品牌是农民电影，农民电影不是我樊晓龙一个人的，我就是要用镜头把身边农民的生活记录下来。”（记者蔡冬梅 实习生梁洁）

　　采访手记

　　让“文化冲动”成为文化自觉

　　采访中，樊晓龙的一段话让记者印象深刻，他说“作为新一代农民，我和我的农民兄弟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村郊广场的秧歌舞蹈，渴望进行新的尝试，为自己和更多的农民带来欢乐。”

　　连续拍出两部农村影片，樊晓龙已是一贫如洗，他深深感受到了农民拍电影的条件落后、资金缺乏、处境艰难，但他和他的农民兄弟得到的却是金钱买不到的快乐、充实、自豪。今天，富裕起来的农村牧区更需要适合农牧民的生产生活的文化娱乐生活方式，所以他们拉起“电影招牌”绝不是为了出名、获利，而是情不自禁的“文化冲动”和文化自觉，蕴含着农牧民的精神崛起。这种可爱可敬的正面示范，将为农牧民带来文化观念的多元化更新和进步，带动更多农牧民有事可做、有乐可循。

　　樊晓龙们拍电影也凸现出农民走过的不一样的心路历程，反映的是近年来农牧民物质生活的显著改善。在连续八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推动下，农村牧区的面貌焕然一新。“仓廪实而知礼节”，富裕起来的农牧民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他们已经不再局限于乡村一隅的吹拉弹唱，不满足于村郊广场的秧歌舞蹈，他们渴望走进农村文化舞台的中心，为更多的农民带去欢乐。

　　当代农村﹑农民、牧区、牧民已远非过去，这些怀有梦想、富有创造力的新农牧民正是建设新农村新牧区新文化的坚实基础。富裕起来的农牧民对自己的精神文化有了更多的需要，并敢于大胆追求，让人刮目相看，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提示我们，社会应该重新认识农牧民的精神文化需要，让农牧民们真正拥有自己的文化市场。而且，农牧民的精神需求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更是关乎人口素质提高的重大社会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