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亚洲

　　众所周知，冯小刚一直都担着“平民导演”的名头，不管如今多少身价，毕竟拍市井的环境，拍小人物的哀乐故事是他起家的根本。不过若真比起来，杨亚洲比冯小刚更称得上这四个字，不管是早期的电影《背靠背脸对脸》《没事偷着乐》，还是后来转战电视剧的《空镜子》《浪漫的事》，杨亚洲的视角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些身处在社会中低层的小市民们，而故事落脚处一般也就是一番家长里短之后的安然与平淡，可以说什么都没讲，也可以说什么都在里面。因为够低，所以够亲近。

　　而无论怎么看，《大太阳》身负着汶川纪念三周年的担子，带着官方意识形态和常见主旋律主题是必然的事。看得出来，杨亚洲导演在这里用尽了浑身解数，试图让电影再多一点打动人的部分。一方面他坚持使用着自己在电视剧里已经完全熟练的整套视听语言，来达到镜头和人物保持足够距离的效果，流露出某种冷冷的、淡淡的，但又包含悲悯的心情；另一方面，他也绝不避讳反复调用各种手段来烘托来煽情，以中和掉这个命题作文内宏大叙事会带来的割裂感。尤其以拍倪萍的手法更为明显，这个后面再说。

　　应该说，真实的生活是各方面的，灾民在灾后重建状态里疲惫而麻木地生活着是真实，衷心感谢党和政府给汶川带来新生的感恩之情也是真实，但是如何将这些情绪调配得当，而不是一昧生搬硬套，大喊口号，确实考究主创们的功底。

影片中倪萍与刘佩琦饰演夫妻，在地震中倪萍饰演的银杏失去了自己的儿子患上了蛹式精神病

　　这个词出现在电影中部，吴军扮演的镇长和灾区心理医生的对话中。

　　他们看着倪萍所扮演的妇女银杏远去的身影，战战兢兢地提出了这个怀疑。蛹式精神病也称伪装型精神病，最早是由德国《今日心理学》杂志总编、著名心理学家沃尔斯拉·诺贝尔提出的，它是许多临床心理学者根据患者得病后不同态度来划分的一种类型。患者最大的表现就是“自己把精神病放到抽屉里置之不理”。这种病症是重大刺激后很正常的一种反应，911中获得奖章的英勇警官达威拉，在成为英雄之后，反而因为心理创伤没有及时治疗，开始酗酒，并隐约出现自杀倾向。

　　银杏到底有没有患上这个病，电影并没有做出定论，也许她的情况最终被家庭的复合给治愈了。但是电影确实严肃提出了一个命题：灾后重建，房子可以盖起来，路可以重新修好，但“心灵的重建”是更加任重而道远的事。杨亚洲在接受采访时也强调了这一点。

　　特写经常对准银杏那张空而无神的眼睛，经常大段拍她各种情绪激动的陈词和茫然凝视的呆坐。让这样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说出任何话，都是合理的，也都是更值得人关注的。他的情绪化既代表着她从心底里发出的愿望，同样也代表着天灾给人带来的伤痕。所以她具体说了些什么，都不应该苛责，而这些心结，是整个民族都需要去关注的。这样的情况，其实也同样可以去对比《唐山大地震》中徐帆扮演的母亲。

《大太阳》海报

　　电影的结尾很奇异地跟姜文作品《太阳照常升起》一模一样，奔驰中的车，产妇的生产，婴儿的初啼，以及冉冉升起的红太阳。不同的是，姜文显然用这个看似激昂温暖的结尾在做反讽，而《大太阳》是真是要用这个图腾般的画面去表达一种生命力。这种意图升华对生命的祈愿的处理手法，跟影片结尾拍20多位抱着孩子的遗像的家长，在学校废墟边大声呼喊孩子的名字是一脉相承的。旧的已逝，但新的还是要静心期待。

　　从太阳的意向说开去，电影中负责各种象征意境的元素和画面比比皆是，刘佩琦扮演的石大川一直背着大大的床垫在行走着，床垫很显然是对家，对安居的一种向往。常戎扮演的二牤始终开着他那辆挖土机，不管是将她喜欢的人举到头顶，还是将河水舀到空中飞溅，都包含着这庞大机器带来的变革中的冲动。还有河边晾晒的t恤，还有黄橙橙的菊花，其实在汶川这座废墟上重建的城市上，找到各种标志是一点也不难的事情。事实上，汶川，它的安静地躺在这里的力量，已经足够震慑来来往往的人了。不是那么需要再运来一车客串明星指指点点说说漂亮话，但这个也就当做电影调节气氛的一种方式把。

　　长春电影制片厂能拿下这个项目，无论如何都是件值得记录的事。只希望对于电影观众来说，真正能把他们打动的，不止是《大太阳》里那些真实的伤痛和悲哀，还能够有属于电影诚恳态度之外的努力。（武束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