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连续发生各种公共安全事故，北京、深圳、上海等地相继发生自动扶梯逆行，甚至造成人员伤亡，海上石油钻探出现多处原油(97.49,1.80,1.88%)泄漏，油膜扩展到1平方公里，武汉一家仓库失火，死亡12人，更不用说，运行不久的京沪高铁最近连续出现故障，延误乘客无数，成为媒体热点。连同前阵子南方干旱引发对三峡大坝的质疑，紧接着的洪涝又催生关于中国水利设施的讨论。一时间，中国的公共设施到底怎么了?无论出行与否，民众的公共安全感受到很大的动摇。

　　公共安全事故集中爆发，很可能目前还只是一场预演，因为最近30余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公共设施建设的突飞猛进，仅就数量而言，如此众多的工程集中展开，随后即使保持极低的故障发生率，其绝对值仍然将保持高水平。公众对于“相比发达国家，中国在达到某个目标上，缩短了多少多少年”的说法，早已失去曾经有过的亢奋，现在到了只对事故才会亢奋的程度。这算是一种进步呢，还是回归?因为我们在狂热地追求高速度而且大规模发展的时候，本来是应该想到各类事故未来集中爆发的可能，并及早未雨绸缪。

　　遗憾的是，沉醉在发展狂欢中的国人，不但没有对未来事故的预见和预案，还因为自己“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为未来事故的集中爆发，埋下地雷。我们的速度已经够快的了，中国高铁开行速度已是世界第一，建设速度更是第一，却还是热衷于赶工期“献礼”，结果新建的南京南站开通才10天，地砖碎裂，地基沉降，这还是高铁工程中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可以怪罪于天气的“故障”，谁知道还有多少?青岛胶州湾大桥连栏杆螺丝都来不及拧紧，就宣布“献礼通车”，如此无止境地追求速度，不顾后果地追求速度，迟早会发生问题，而且会以大大高于正常的比率出事故，不用问工程师，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能断定。

　　与速度追求中的不讲科学相伴随的，是技术上的粗糙和随意，尤其是纯粹因为不择手段地牟取利益而执意胆大妄为。境外媒体有报道，地铁自动扶梯的采购标准偏低，选用的是轻型型号，而不是重型型号，这种说法尚未得到权威部门检测结论的证明，但在许多工程中设计“大胆”，施工“创新”，监理“宽厚”，验收“通融”的现象几乎成为“国情”，屡见不鲜，见怪不怪。据说北方一座核电站的选址曾倾向于邻近省会城市，日本地震引发核电站事故之后，当地官员后怕不已。查查近日的各类故障，多少是技术上的“硬问题”，多少是技术标准执行不力的“软问题”，可能让人吃惊。谁让国人如此聪明，竟会发明拉细钢筋，来偷工减料，获取不义之财!

　　与技术上的“瘦身法”相反，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公共设施在运行中往往会遭遇使用强度的一再突破。当中国城市的地铁靠外边的工作人员用力将吊在门边的乘客推进车厢，才能关上门开行;当高铁不仅座位全满，还出售站票;当飞机关于乘客随身行李的重量件数规定都形同虚设的时候，设计的载荷早被突破，科学的安全系数早被突破，有保证的运行年份早被突破，我们应该可以指望的安全也必然早被突破，原本可以分散在若干年里，零星发生的故障，现在不但提前，而且更加趋向于集中爆发。

　　最后，在现行体制下，从规划、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管理、维修的各方，完全是各管一段，不是没有合作，但自顾自可能更多，因为今日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某种形同“按揭”的“策略的同构”：对于一切好处，从政绩到收益，各方尽可能“申请贷款”，先享受起来，而对可能支付的成本，则不妨“击鼓传花”，交给后任或后道工序承担。更有甚之，还创造出一种政绩有人认领，责任无人承担的机制：“献礼”是本届政府的功劳，“豆腐渣”工程却是“历史遗留问题”。常识告诉我们，无论从财务上，还是工程技术上，“豆腐渣”膨化得越大，可以完成的工程量也越大，政绩和收益就越大。既然如此，“豆腐渣”怎么会不受欢迎，不多多益善?安全事故怎么会不接踵而至、集中爆发?只要不在我任上，爆发了又有何妨?事关千秋万代的重大工程，真的出问题，最后又能向谁问责?问出个什么名堂?

　　所有这些都已成为事实，成为历史，我们对原因分析再入木三分，都已不能改变神州大地到处埋下的事故隐患，就好像上世纪流行玻璃幕墙，现在街上行人只能自己小心，随时注意头顶上玻璃不请自来的“亲密接触”。试问谁有能耐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玻璃幕墙集中拆下、改装或者加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只能指望加强对公共设施运行状态的监测，随时发现异常，随时发出报警，随时准备逃离。30多年的经济发展急行军之后，我们不但需要继续抢占制高点，也需要建设一支收容队，对掉队的人员尽到安顿照顾的责任。今日中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求“改善民生”，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收容与善后”：被市场大潮淘汰的人员需要有一个避风港。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应该对那些匆匆忙忙之中建设起来的公共设施，开展收容与善后。这项工作听起来不入耳，但确实是符合科学道理的，也符合以人为本的道德伦理，赶紧做吧。(中国经营报　顾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