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造社会而生

　　1930年7月，他只身来到上海“云丰申庄”当店员，具体工作是采办、包装和寄发纸烟，由店里供给食宿，起初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工资，生活是非常清贫的，但聂耳仍然坚持抽空学习英语和革命文艺理论。

　　到上海两个多月后，经玉溪老乡郑易里等人介绍，聂耳加入了党领导下的反帝大同盟，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列中。后来有了一点工资，他就买了《音乐入门》和《口琴吹奏法》等书进行自学。

　　1931年3月，聂耳报考了黎锦辉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并成为乐队练习生。在歌舞班里，聂耳除了担任乐队伴奏外，还经常在节目中扮演各种角色。聂耳曾连续4天每天演出3场，全身大汗淋漓，但总共才得到6元钱的报酬。他在日记中写道：“资本家的剥削，着实无微不至啊！”，“细想一下，这种残酷的生活，也不亚于那些工人大汗淋漓地在那高温下机械地苦作。”

　　1932年“一·二八”事变，聂耳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侵略罪行。他曾经跑到战火弥漫的闸北一带拍摄照片，结果被没收了胶卷，还差一点被日军抓走。后来，他又领着歌舞剧社中的一些人，到前线去慰问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将士。

　　同年4月，聂耳通过革命戏剧家田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他下决心用音乐这把武器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段时间，聂耳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在报刊上写了一些关于电影和音乐的评论文章。7月22日，他以“黑天使”的笔名，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论》。文章指名批评了中国歌舞的鼻祖黎锦辉所宣扬的“为歌舞而歌舞”的观点，抨击了他为追求票房价值迎合小市民阶层的趣味，演出麻醉青少年的香艳肉感的歌舞。文章刊出后，马上在“明月歌舞剧社”引起了很大的震动。8月5日，社里召开全体大会，不许聂耳参加。有人还大骂他“吃里扒外，忘恩负义”。当时，聂耳在日记中写道：“我着实不该和这般没有希望的人去鬼混，我要做的事多着呢！我是一个革命者……”从此，他离开了“明月歌舞剧社”，另谋出路。

　　1932年，20岁的聂耳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回答他母亲向他提出的婚姻问题时很明确地说：“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的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