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经常会看到道路上空悬挂的指示牌显示：今天北京空气质量指数“优”。但如果将PM2.5纳入城市环境大气监测指标，也许这个“优”就变成了“良”。遗憾的是，中国大部分城市，都会遭遇这一尴尬。

　　根据环保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第二次征求意见稿，PM2.5被纳入国家监测范围，标准为“年均值35微克/立方米、日均值75微克/立方米”。有人质疑：世界卫生组织(下称“世卫组织”)的标准是10微克/立方米和25微克/立方米，为什么我国的标准设置得这么低？

　　据阚海东介绍，2005年，基于PM2.5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世卫组织首次向世界各国推出了指导值，即PM2.5年均值不能超过10微克/立方米，日均值不能超过25微克/立方米。同时，世卫组织还推出了三个阶段性的目标值(见下图)。中国采用的即为第一阶段目标值。他特别强调的是，世卫组织的指导值和阶段目标是供各国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选用，不是标准，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性。

　　阚海东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标准并非越高越好。按照目前中国空气质量的现状，要想达到第一阶段标准尚有难度，何况世卫更高要求的指导值？标准应该起到引领的作用。如果标准高不可攀，就失去了意义。标准应该是跳起来够得着，这才会有力地助推各地开展空气质量治理。尽管目前我们用的是第一阶段目标值，但随着治污力度的提升，中国将逐渐采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乃至最终的指导值。”

　　PM2.5标准一下子向西方看齐，不太现实

　　据阚海东介绍，对PM2.5研究来说，无论是世卫组织的指导值还是美国的标准，最关键的基础性研究都是基于美国两个经典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即哈佛六城市研究和美国癌症协会(ACS)研究。

　　1973年底，哈佛大学在美国东部6个城市，选择了8000居民，对大气中PM2.5浓度对居民死亡的影响进行了14-16年的跟踪观测。后来，美国癌症协会研究人员收集了16年的资料，涉及50万美国人死亡原因风险的数据，发现空气中PM2.5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心肺疾病死亡率增加6%，肺癌死亡率增加8%。

　　可见，世卫组织指导值来源于美国研究，“尽管中国目前采用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值，但该建议值应用于我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阚海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首先，中国大气中的PM2.5浓度和成分与美国存在一定差异；其次，中国居民对PM2.5的易感性(年龄结构、遗传差异等)也有差别，如欧美国家高龄老年人口较多，易感人群比例相应会高于中国。

　　“我们应该学习世卫组织制定指导值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应用它的数值。我们要基于自己的PM2.5研究来制定适合中国版的PM2.5空气质量标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并没有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2006年，他们修订了PM2.5的标准，即年均值和日均值分别为15微克/立方米和35微克/立方米，也未达到世卫组织的指导值。

　　“PM2.5事件表面上看是环境问题，但实际上也是经济问题，抑或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总之，这是一个综合体，不再是单一问题。”有经济专家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西方发达国家都处于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等新兴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发展时代，面临的环境压力要大得多。希望当今快速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一样的PM2.5低浓度，似乎不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