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到头在外打工，也得有个女人照顾。”“就想有个依靠，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对于组建临时夫妻的农民工而言，这样事情很平淡。不过，虽然这样的临时家庭给自己带来了心理和生理上的慰藉，但内心对家庭的内疚感，还是让他们无奈。

　　寻找“他乡的慰藉”

　　有媒体称中国农民工“临时夫妻”可能有10多万人，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来自农民工群体的全国人大代表刘丽也曾“一石激起千层浪”。她说，一些已婚农民工男女结成“临时夫妻”的现象在她身边已经很普遍，这一现象直接造成农村夫妻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升高，建议政府加以重视。

　　近日记者走访发现，“临时夫妻”在包头一些外来打工者较多的建筑工地也很普遍，他们大部分是从四川、甘肃等地来包头的农民工。在某建筑工地附近一处平房里，记者见到范金银(化名)和贾向芳(化名)。回忆起两人刚开始“搭伙过日子”，贾向芳有些羞涩，而范金银则显得“淡定”。

　　“我和他都是从甘肃一个镇里来的，刚开始就是话比较多。我们都是抹灰工，总在一起工作。后来他说想和我在一起，我没同意，因为我们都有家庭。”贾向芳说，这样的顾虑之后被打消了，因为她回家过年时发现丈夫有了外遇。再回到工地后，她和范金银就在一起了。两人在外打工4年多，现在贾向芳已经离婚了，而范金银还是“已婚”的身份。

　　对于两人的关系，范金银说：“其实大家也都能理解，都是农民工，一走就是好几年，这些事情(组建“临时夫妻”)难免的。我知道的就有好几家，都在一起好几年了。”

　　记者走访包头市6个在建工地了解到，“临时夫妻”虽然并不被法律所认可，但是在农民工心里，这种事很平常。很多家庭一方在外打工，另一方留守在家，或者夫妻两人在不同的地方打工，无法团聚。因为长时间体会不到家的温暖，“临时夫妻”就成了“他乡的慰藉”。

　　内疚难敌温情

　　和未婚青年恋爱、同居不同，“临时夫妻”不问对方家庭情况，互不干涉经济，双方“好聚好散”。

　　在贾向芳的引荐下，记者见到另外一对“临时夫妻”，虽然与贾向芳“夫妻”一样不愿意面对镜头，但对于两人的相识，陈强(化名)和李桂花(化名)都直言不讳。陈强家在四川宜宾，2007年就来到包头，每周给妻子和孩子打个电话。“电话里，老婆总是管我要钱，每年回家过年，老婆问的也都是挣了多少钱，虽然感觉不到家的温暖，但是我从没做过出轨的事情。”

　　2011年，陈强通过老乡介绍认识了李桂花，当时李桂花是一家餐馆的服务员，丈夫在老家务农。经过半年接触，陈强向李桂花表明了心意，想要跟她组成“临时夫妻”，表示不会破坏其家庭。李桂花同样挣扎了很久，最终答应了陈强。现在两人在一起两年多，他们都不想影响对方的家庭，平时一方给家里打电话时，另一方都尽量不发出声音。同时他们会按时给家里寄钱，甚至用寄得更多来作为补偿。

　　一面是对家庭的忠诚，一面是身边的温情，这些“临时夫妻”游走在法律与道德的边缘，虽然在异乡获得了温暖，但是内心也很不安。

　　李桂花说：“周围不少姐妹都因为夫妻双方在外地打工离婚了，我就担心丈夫和孩子知道以后我们的家就破裂了。可是我一个女人孤身在外，没个依靠总受人欺负，现在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吧。”

　　打工者需要家庭温暖

　　虽然没有统计过这样特殊的“家庭”有多少，但是随着“临时夫妻”浮出水面，让很多人意识到它会对传统婚姻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刘丽就直言，这一现象对留守妇女和儿童造成很大伤害，影响农村的和谐与稳定，需要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刘丽认为消除“临时夫妻”关键是尽量让夫妇在同一地生活，减少两地分居。她建议，政府能够在住房上对农民工有更多优惠的政策。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社会学老师周双喜表示，“临时夫妻”出现的原因更多的还是社会对打工者关心、关注的缺失，长期下去必然会对其家庭带来不好的影响。而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进行。社会应该为打工者提供更多的文体娱乐活动，填补其精神上的空虚，而企业可以在工程不紧张的情况下安排职工回家探亲，让夫妻多一些团聚的机会，政府方面则应该给城市的周边旗县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打工者能有时间回家看看。虽然“临时夫妻”的处境值得同情，但是它毕竟违背了法律和道德约定，久而久之必然会造成家庭悲剧。(记者 时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