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右翼前旗庙子沟遗址

　　撰稿：胡晓农摄影：魏坚

　　此外，遗址中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就是在一些房址的内外的窖穴中，发现有多人、双人和单人埋葬，多人埋葬中有儿童和成人，在房子内的圆形窖穴内均为单人埋葬，许多未成年个体多在室内灶坑里或居住面上，死者的头向不定，多侧身屈肢，儿童和女性死者有的佩带环饰和蚌螺类装饰品，从这些现象来看多数死者属于非正常死亡埋葬。

　　生产工具是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共存，并有骨、角器和陶制工具。石器种类很多，有铲、刀、锛、凿、斧、钻、磨盘、磨棒、砍砸器、球、台体状凹形器等，细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镞以及石核、石叶、石片等。陶制工具有大量的铲、刀和少量陶纺轮。骨器有锥、针、镞、匕、嵌石刃刀、嵌石刃剑、槽形尖状器和亚形器等。其中窄首宽刃石斧、双孔或两侧缺口刀、梯形小石锛、月牙形磨棒、椭圆形凹体磨盘、台体状凹形器以及嵌石刃骨刀和骨制亚形器等，均具有特色，为典形器物。

　　陶器以泥质陶为主，此外还有夹砂和砂质陶，均为手制。陶色繁杂，有褐、灰、红、黄、黑、白等色。泥质陶器表多素面磨光或施篮纹。夹砂陶器主体纹饰以绳纹为主，另外还有方格纹与线纹，配合主体纹饰的有附加堆纹、划纹、压印纹、连点纹。彩陶较发达，彩色多样，有红、褐、黑、紫、赭等色，纹饰更是繁缛多种，有方格纹、鳞纹、涡纹、锯齿纹、草叶纹以及曲线、垂弧、直线、三角、椭圆点等几何图案纹饰，常见内彩和复彩。陶器器耳发达，多为环状耳。器形种类有侈沿鼓腹罐、大口罐、筒形罐、小口双耳罐、喇叭口尖底瓶、曲腹盆、折腹盆、曲腹钵、折腹钵、漏斗、器盖、小杯、偏口壶等。

　　庙子沟遗址本体，分为两期。与此文化内涵基本相同的大坝沟遗址结合，分为三期，主要依据是层位关系和遗迹、遗物间类比。Ⅰ期以大坝沟遗址文化层第2层土下开口的主要遗存为代表。Ⅱ、Ⅲ期以庙子沟遗址遗存和大坝沟遗址部分遗存为代表。其年代：Ⅰ期距今5800年，Ⅱ期据今5400年，Ⅲ期距今5000年前。

　　庙子沟遗址聚落形态，从庙子沟遗址Ⅰ区考古发掘的房址布局看，房址是以点状分布，较为密集。没有成排的或以单元区域分布现象，每座房址的窖穴和居住面上，均有成套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等，以此说明已构成一个生产和生活的单元，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和生活。在庙子沟遗址附近、文化相同的大坝沟遗址，有壕沟环绕居住址，而庙子沟遗址可能因水土流失严重而未发现有壕沟。

　　从庙子沟遗址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庙子沟的先民们当时是以从事原始农业为主，同时饲养有猪、羊、牛、狗等家畜动物，也捕猎鹿、狍、獐、虎、野山羊、羚羊等野生动物以及鱼、龟、鸟类等。

　　在庙子沟遗址和大坝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后，引发出关于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晚期阶段考古学文化命名的讨论。20世纪50年代末，在内蒙古中南部的黄河沿岸，首次发现仰韶晚期阶段的遗存。60年代，又通过黄河沿岸的考古调查，认为这里的仰韶文化可分两种，一种以岔河口遗址为代表，另一种以海生不浪东遗址为代表，并认为白泥窑子遗址的彩陶，既有仰韶文化的作风，又有仰韶文化所不能包括的作风。70年代后期，提出具有地域特点的一种原始文化类型，明确为海生不浪类型遗存。其田野工作范围只局限于南流的两岸地区。进入80年代，陆续地对一些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有些学者提出了这一类遗存为“海生不浪文化”。此后，田广金先生研究亦提出以“海生不浪文化”命名，并划分出内蒙古中南部三个不同区域的文化类型，即庙子沟类型、白泥窑子类型、阿善类型。魏坚先生研究提出以“庙子沟文化”命名，亦划分出内蒙古中南部三个不同区域的文化类型，即庙子沟类型、海生不浪类型、阿善类型。

　　庙子沟遗址的考古发掘，在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它反映的文化内涵，是在继承了庙底沟文化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接受周围诸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影响和渗透而发展起来的。就该遗址的本体而言，其规模巨大，出土大量的精美彩陶重器，说明该遗址极有可能为黄旗海盆地及周围区域的聚落集团的中心区。遗址消亡的原因，更为疑云重重。今后在对庙子沟遗址重点保护的同时，亦要对其进行更深入研究和探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