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早,妻子的手机铃声响起,是社区卫生所党大夫打来的。“郭姨,近日血压血糖控制的还行吧。您出小区门卫室,我顺路再给测一下。”妻子乐呵呵地穿衣服戴口罩,出了门。自从妻子患有“三高”以来,社区卫生所给建了病历档案,定期上门量血压测血糖等,妻子健康状态良好。
我妻年近六旬,近年来在清水河县里做点儿小生意。二0一八年腊月的一天,在店里忙碌的妻子出现了头晕眼花、语无伦次等现象,需要住院治疗,而她却拽着我硬要回家,说孙子还等着奶奶做饭哩,可她就是记不起家在那儿了。看着妻子眼前的病状,我慌得手足无措,后悔平时对妻子照顾不周,如果有个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办呀!
在本地医院短暂治疗后病情有所控制,医生建议到上级医院做全面检查。转到省级医院后确诊为脑血管梗阻,住院时将合作医疗本一同交到住院部。我当时心焦如焚,一心想着不惜花再多的钱也一定要治好妻子的病。
腊月二十八晚上,远处天空中不时有礼花升起绽放,此时才想起已到年关。经过十几天的治疗,妻子逐步恢复了正常,一颗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出院前,我忐忑地问医生大至花销,医生扳着指头:“估计两万左右吧。”又一片愁云盘旋在我这个打工人的头顶。在办理出院手续时,医院通过医疗统筹直报后,入院时缴纳的几千元钱,还剩回了部分零钱。我当下如释重负,脚步轻盈地回病房告诉了妻子实情,她激动得掉下了泪水。
从医院出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浑身神清气爽,我们惬意地向车位走去。儿子开车拉着我们,驰骋在回家的大道上,音箱里唱起了《青松岭》主题曲,此时的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了起来。“劈开那个重重雾哇,闯过那道道梁。要问大车哪里去,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一进门,八十多岁的父母已经来家里等候着我们的归来,两岁的孙子紧紧地抱住了奶奶。儿媳将热腾腾的饭菜端在桌上,并特意做了一碗长寿面。一家人在欢乐的气氛中拉家常。当老父亲提起当年给母亲背债看病的困境时,一幕幕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
八十年代的一年腊月,五十多岁的母亲浑身肿胀,卧病在炕。“赤脚医生”给打了几天针没有效果。父亲七凑八凑了几百元钱,用毛驴小平板车拉着母亲去往六十多里外的县城医院就医,大夫们看后直摇头。大年三十晚上,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流着眼泪硬要回家,并叮嘱了后事。父亲愁眉紧锁,长吁短叹,儿女们拿定主意,再去大医院走一趟。
住进了省城医院,带的几百元钱没几天就花光了。我陪着母亲,父亲和哥哥忙着回村借钱。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病情得到了好转。母亲有了精神。父亲拿个小本本,半截铅笔,一一记着借钱給我家的人名,少则三五十元,多则三五百元,有二十多个人名。老人家喃喃自语:“这里边的人对咱有恩啊。”后来全家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才将所有借款全部还清。
而现在我妻看病,生活上却没受多少影响,就连平时门诊用药,报销比例也在逐年提高,国家的医保政策真是给我们老百姓减轻了压力,让我们的幸福感连年提升。
今年元宵节期间,呼市地区有了疫情。社区卫生所的工作人员们在紧张的疫情防控之余,始终惦记着我妻的健康状况。社区每次通知接种疫苗,核酸检查,我们都积极走在前头,并默默地往疫情捐款账户汇了款,尽一份绵薄之力。羊有跪乳之恩,鸦有返哺之情。我在困难之时,国家为我遮风挡雨,国家有事,我一定要尽责。
(杨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