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早，妻子的手机铃声响起，是社区卫生所党大夫打来的。“郭姨，近日血压血糖控制的还行吧。您出小区门卫室，我顺路再给测一下。”妻子乐呵呵地穿衣服戴口罩，出了门。自从妻子患有“三高”以来，社区卫生所给建了病历档案，定期上门量血压测血糖等，妻子健康状态良好。

　　我妻年近六旬，近年来在清水河县里做点儿小生意。二0一八年腊月的一天，在店里忙碌的妻子出现了头晕眼花、语无伦次等现象，需要住院治疗，而她却拽着我硬要回家，说孙子还等着奶奶做饭哩，可她就是记不起家在那儿了。看着妻子眼前的病状，我慌得手足无措，后悔平时对妻子照顾不周，如果有个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办呀！

　　在本地医院短暂治疗后病情有所控制，医生建议到上级医院做全面检查。转到省级医院后确诊为脑血管梗阻，住院时将合作医疗本一同交到住院部。我当时心焦如焚，一心想着不惜花再多的钱也一定要治好妻子的病。

　　腊月二十八晚上，远处天空中不时有礼花升起绽放，此时才想起已到年关。经过十几天的治疗，妻子逐步恢复了正常，一颗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出院前，我忐忑地问医生大至花销，医生扳着指头：“估计两万左右吧。”又一片愁云盘旋在我这个打工人的头顶。在办理出院手续时，医院通过医疗统筹直报后，入院时缴纳的几千元钱，还剩回了部分零钱。我当下如释重负，脚步轻盈地回病房告诉了妻子实情，她激动得掉下了泪水。

　　从医院出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浑身神清气爽，我们惬意地向车位走去。儿子开车拉着我们，驰骋在回家的大道上，音箱里唱起了《青松岭》主题曲，此时的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了起来。“劈开那个重重雾哇，闯过那道道梁。要问大车哪里去，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一进门，八十多岁的父母已经来家里等候着我们的归来，两岁的孙子紧紧地抱住了奶奶。儿媳将热腾腾的饭菜端在桌上，并特意做了一碗长寿面。一家人在欢乐的气氛中拉家常。当老父亲提起当年给母亲背债看病的困境时，一幕幕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

　　八十年代的一年腊月，五十多岁的母亲浑身肿胀，卧病在炕。“赤脚医生”给打了几天针没有效果。父亲七凑八凑了几百元钱，用毛驴小平板车拉着母亲去往六十多里外的县城医院就医，大夫们看后直摇头。大年三十晚上，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流着眼泪硬要回家，并叮嘱了后事。父亲愁眉紧锁，长吁短叹，儿女们拿定主意，再去大医院走一趟。

　　住进了省城医院，带的几百元钱没几天就花光了。我陪着母亲，父亲和哥哥忙着回村借钱。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病情得到了好转。母亲有了精神。父亲拿个小本本，半截铅笔，一一记着借钱給我家的人名，少则三五十元，多则三五百元，有二十多个人名。老人家喃喃自语：“这里边的人对咱有恩啊。”后来全家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才将所有借款全部还清。

　　而现在我妻看病，生活上却没受多少影响，就连平时门诊用药，报销比例也在逐年提高，国家的医保政策真是给我们老百姓减轻了压力，让我们的幸福感连年提升。

　　今年元宵节期间，呼市地区有了疫情。社区卫生所的工作人员们在紧张的疫情防控之余，始终惦记着我妻的健康状况。社区每次通知接种疫苗，核酸检查，我们都积极走在前头，并默默地往疫情捐款账户汇了款，尽一份绵薄之力。羊有跪乳之恩，鸦有返哺之情。我在困难之时，国家为我遮风挡雨，国家有事，我一定要尽责。

　　（杨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