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乌苏文化遗址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批有可靠地层学、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它的发现，掀开了中国乃至远东地区古人类研究史的帷幕，也揭示了内蒙古地区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活动行踪。

　　萨拉乌苏河。

　　生活在旧石器时代萨拉乌苏河湖沿岸水草丰茂之地的“河套人”，是有着距今约7万—14万年历史的古人类，介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文明，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遗址远眺。

　　萨拉乌苏的百年科考

　　萨拉乌苏文化遗址从默默无闻到被世人熟知，源于100年前的科学考察活动。1922-1923年，法国学者桑志华和德日进在中国西北的科学考察中，发现并发掘了萨拉乌苏遗址，出土了约200件旧石器，发现了一件人类牙齿化石，并命名为“鄂尔多斯人牙”即我们现今称谓的“河套人”。这是在中国第一次较多地发现旧石器，在东亚大陆第一次确认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轰动。1952年，贾兰坡著《河套人》，使我们更多地获得对旧石器时代人类祖先生活的时代、气候环境和行为的认知。

　　萨拉乌苏河沿岸的河流阶地和离堆山(米浪沟湾)。

　　1956年，当时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的汪宇平作为首位进入萨拉乌苏地区考察的中国学者，曾在范家沟湾发现了一处旧石器遗址，遗址内有76件人工打制的石器石片以及10余件被火烧焦的黑色骨片。此后，汪宇平又发现了2件古人类化石。

　　1960—1970年，裴文中、刘东生、贾兰坡等中国学者陆续对萨拉乌苏地区的古人类化石、古人类生活遗迹以及地质与古生物，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1978年以来，更多学者，特别是董光荣、李保生、黄慰文、卫奇等人，对该地区地质、古生物、旧石器和古人类进行了更加深入和综合性的研究，发现了17件古人类化石、近200件石器和几十件套古脊椎动物化石。这批极为重要的考察和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组织撰写、并于2017年出版的《萨拉乌苏河晚第四纪地质与古人类综合研究》专著中。同时，内蒙古博物院收藏了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化石，石器则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在内蒙古博物院3300平方米的《远古世界——内蒙古地区的远古生物及其生态环境》展厅里，陈列着10件“河套人”化石。内蒙古博物院研究馆员、该陈列的主策展人李虹告诉笔者：“截止到《萨拉乌苏河晚第四纪地质与古人类综合研究》出版时，萨拉乌苏地区发现并研究的‘河套人’化石共计25件，包括门齿、额骨、顶骨等。我们院收藏了17件，其余8件分别保存在天津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首先使用“河套文化”和“河套人”这两个名词。“河套文化”由在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和宁夏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共同构成，而“河套人”就以那颗牙齿为代表。李保生等地质学家研究认为，河套人生活年代应为7万年至14万年前，是目前中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晚期智人之一。

　　2004年8月，董光荣(左一)、黄慰文(左二)等专家在萨拉乌苏河开展补点考察期间进行学术交流。

　　195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一个蒙古族孩童在萨拉乌苏河范家沟湾放牧，汪宇平拿着一块旧石器问这个孩童，这个沟里有没有这样的石头?他回答说，有。这个孩童就是当时年仅8岁的范金山。“考古人员在第二天就开始拿着筛子筛旧石器，筛出好多古人烧制的烧骨片。”范金山在接受采访时说。从1956年开始，汪宇平带领文物工作队在7年时间里先后3次来到萨拉乌苏文化遗址调查复查，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古人类、动物化石和近百件河套人使用过的小石器。就是这样的一个机缘，范金山开始了他的考古向导之路。

　　当时，范金山与汪宇平在范家沟湾——杨四沟湾一带挖掘出2米多长的古菱齿象门齿化石。多年来，范金山积累了不少动物化石和石器等。在乌审旗文物管理所成立之时，范金山捐献了70多件动物化石和10多件发掘的石器及不少的铜器、陶器。2018年，在乌审旗委、政府的帮助下，范金山在自家周围建起了“范金山藏品陈列馆”，并于2019年1月5日正式开馆。陈列馆里，陈列着犀牛、原始牛、原始马，以及象骨、象牙等化石和旧石器等。每逢在此遇到游客参观，范金山都会介绍这些展品的来源以及他协助众多学者开展地质研究和考古的故事。

　　2004年8月，内蒙古博物馆组织相关专家(图中戴白帽的是董光荣、戴红帽的是袁宝印)赴萨拉乌苏河地区开展补点考察。

　　在过去的60多年间，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专家，都知道这里有一位专业人士“老范”。在萨拉乌苏地区的秘境幽谷中，范金山曾为近百位专家、学者引路，帮助他们追寻历史足迹，探访人类文明“记忆”，是地地道道的萨拉乌苏“土专家”。如今，73岁的他仍然为专家和前来学习的学生做向导，他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这片神奇土地。

　　陈婷婷与远古时代“零距离”

　　85后的陈婷婷身边少有年轻人做旧石器研究，所以对旧石器实地考古发掘充满好奇。“我去考古现场前，同事还戏称说，搞了旧石器的人基本就是与世隔绝了。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陈福友告诉我，遗址发掘面积大约100平方米，一共4个探方。”陈婷婷回忆说，几个月的时间，十几个人挖100平方米，考古工作做得非常细致。

　　发掘现场。

　　　　考古工地上，工作的艰辛不言而喻，但是萨拉乌苏地区的美景和形状各异的化石给大家带来了些许慰藉。旧石器考古工作虽然枯燥，但长时间与各类化石接触，也能发现不少乐趣。一张被大家取名为“古人的餐桌”的化石照片，让人浮想联翩。看到很多不同形状的化石堆积在一起、像一堆被啃过的骨头，大家瞬间展开奇思妙想，在久远的年代，有那么一刻，古人围坐在一起享受美食，谈天说地。还有一张照片上，大小相似的化石似乎被绑在了一起，队员们都说像是一盆盛开的花……

　　2021年，为配合萨拉乌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萨拉乌苏文化遗址的考古工作重新启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开展了此项工作。当年9—11月，陈福友带队进入萨拉乌苏地区开展考察发掘，发掘到一批旧石器、骨器和古脊椎动物化石。陈福友说，本次的考古是萨拉乌苏文化遗址新的考古工作的开始，并取得了新进展：重新确认了1923年法国学者发掘出旧石器的原始位置，解决了长期困扰旧石器考古界的一个学术问题。

　　发掘出的动物化石。

　　　　本次考古发掘明确了两个文化层，代表了不同时期古人类在萨拉乌苏地区的活动，改变了地层测年与石器层位不能准确对应的问题，解决了萨拉乌苏文化遗址旧石器文化的准确年代;出土的石器标本数量丰富，类型多样，对研究萨拉乌苏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和古人类的生产力和生活方式都十分重要，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考古材料;通过古环境复原，系统揭示古人类在毛乌素沙地的生存模式及其对环境变化的适应策略，为我们今天的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目前，在国家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等单位的支持下，萨拉乌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正在有序向前推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发掘出的石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