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辽上京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从2011年至今，辽上京考古队持续对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极大推动了辽上京形制布局和历史沿革的研究。辽朝占据历史舞台200余年，与五代和北宋并存，形成中国第二次南北朝的局面，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契丹和辽朝之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意义。

　　重新被发现的皇都

　　从金末元初被废弃后，辽上京遗址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清道光年间，才被地理学家张穆等人重新发现并考证。20世纪上半叶，外国人在辽上京遗址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和盗掘。

　　辽上京遗址平面图(资料图片)

　　1961年，辽上京遗址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为配合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对辽上京皇城遗址进行考古钻探和试掘。此后，又陆续多次开展考古调查、钻探和试掘工作。但考古发现都较为有限，相关研究也不够深入。多年来，辽上京遗址一直缺乏有计划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考古工作基础比较薄弱。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巴林左旗城区的扩展，辽上京遗址保护压力骤增，亟待对辽上京遗址开展科学的考古发掘。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开始对辽上京遗址进行全面勘测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

　　辽上京遗址全貌(资料图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原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内蒙古第二工作队队长董新林任辽上京考古队队长。董新林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其最为重要的田野考古工作就是作为考古领队，于2007至2010年主持发掘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遗址以及2011年至今主持发掘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并且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13年考古发掘取得丰硕成果

　　在董新林的带领下，辽上京考古队对辽上京遗址进行了规划30年的考古发掘，十余年的考古发掘，拨茧抽丝般地展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灿烂文明——2011年，考古队首先对辽上京皇城西门乾德门遗址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理清乾德门形制结构和历史沿革。

　　2012年，考古队发掘了西山坡遗址三座建筑基址，确认这里是一处辽代始建、金代沿用的佛教寺院遗址。北院的三座六边形塔基，出土了泥塑罗汉像等珍贵遗物。确认西山坡遗址性质，对认识辽上京的布局具有重要意义。该项考古发掘荣获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3年起，考古队在全面踏查、测绘和前两年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开始对皇城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古钻探，并将学术目标确定在对辽上京宫城规模的确认和形制布局的探寻上。

　　2013至2014年，考古队确认了辽上京宫城四面城墙和宫城西门遗址。宫城形制规模的确认，是辽上京考古的又一重大进展。

　　2015年，考古队发现辽上京皇城东门是一门三道的过梁式城门，宫城东门是一门三道形制的殿堂式城门，一门三道规制是当时历史时期帝都的城门规制。

　　2016年，考古队重点发掘了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并试掘了东门大街和宫城东向轴线上的二号院落遗址，初步确定辽上京皇城和宫城存在东向的轴线，这是辽上京考古的又一重大成果。

　　2017年至2019年，辽上京考古队陆续发掘宫城内东向轴线上制高点——最西端自然高地上的两座建筑基址、宫城内西北部长方形排房建筑址、宫城中北部宫殿址等，对辽代宫殿址的形制结构和辽金沿革情况有了深入的把握。

　　2020年至2021年，辽上京考古队又持续发掘了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的南侧院落遗址，确定该处是一处辽代始建、金代沿用的辽朝皇家寺院，这是国内考古发掘可见的保存最为完整的辽金时期寺院遗址，塔殿并列的寺院格局弥补了辽金佛寺发掘资料方面的空白。

　　2022年，考古发掘选择在辽上京皇城南部地层堆积较厚的区域发掘了皇城西南部建筑基址，这是首次在皇城内确认辽代始建的南向大型建筑，是一处建筑体量庞大的皇家建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023年，考古队继续在辽上京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遗址进行挖掘，发现一组大型建筑遗址群……

　　见证民族融合的实物载体

　　13年的考古发掘中，辽上京考古队陆续发掘了15处遗址，初步确定辽上京皇城和宫城的形制布局和东向轴线，出土泥塑佛教造像、契丹文碑片等珍贵文物2万余件，初步建立了瓦当等建筑构件和瓷器的编年，取得了瞩目的重要学术成果。辽上京这座古老皇都的城址布局和当时的社会形态，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了人们面前。

　　董新林教授(资料图片)

　　董新林认为，辽朝占据历史舞台200余年，与五代和北宋并存，形成中国第二次南北朝的局面。辽上京遗址是见证民族融合、印证文明互鉴的实物载体，其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信息，一直广受关注。可以说，辽金时期考古发掘和研究是厘清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节点，增进了我们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认识。

　　辽上京皇城和汉城并存的双城制的平面布局，开创了唐代以后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一种新模式。北城居住的是契丹皇帝和贵族，南城是汉人和商人居地。辽上京“日”字形和“回”字形结合的城市规划中，既体现了契丹游牧民族“因俗而治”观念，又突出了汉族农耕文明“皇权至上”思想，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思想的创新，对金、元、清朝都城营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国乃至世界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辽朝尊崇儒家，吸纳、尊重中原文化，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进程。据《辽史》记载，辽上京皇城西南分布孔庙、国子监、寺院和道观等重要辽代早期建筑。从考古可见，辽朝在宫殿等建筑固守自己“坐西朝东”传统的同时，也吸纳、尊重中原传统，像南部的孔庙、国子监这些建筑，没有改变它们“坐北朝南”的特质，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生动体现。

　　作为辽王朝的首都，辽上京不仅是辽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还是连接东亚及朝鲜半岛和西域中亚腹地、中原地区、西南地区和北亚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枢纽，对于“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辽朝以辽上京为中心，极大促进了南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实现了草原游牧地区与中原农耕地区南北文化的高度融合。

　　考古工作如同穿过历史的长河，描摹人类的过去，呈现文明发展交融的过程。辽上京遗址的发掘，让世人重新认识了契丹和辽朝之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意义。(待续)  文·摄影/草原全媒·内蒙古新闻网首席记者  查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