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额济纳博物馆，只见多件出土于居延遗址的重要文物——居延汉简陈列展柜，尘封千年的汉塞边关重现人们眼前，引领大家推开2000多年前的丝路驿站“大门”，一探千年丝路的历史与传奇。
作为国之瑰宝的居延汉简，与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并称为20世纪初中国文献的“四大发现”，是长城边塞文化的重要历史见证，是研究汉代历史的珍贵文献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堪称研究汉代历史的百科全书。
据了解，居延汉简是在额济纳旗境内发现的西汉武帝至东晋时期的简牍，书写时间跨度达270多年，是记载居延地区历史的百科全书，是研究汉晋时期社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居延汉简分为竹、木两类，竹简占少部分，木简主要以额济纳旗当地生长的胡杨和红柳为材料制作而成，其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汉尺牍的简册，尺寸在22.5~23.5厘米之间。居延汉简木质坚韧、不易腐烂，历经2000多年的简牍字迹依然清晰可辨。这些汉简之所以能保存至今，得益于额济纳旗干燥的气候条件和大漠戈壁盐碱地质环境。
居延汉简发现和出土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额济纳旗居延遗址共出土汉简3万余枚。第一批出土的居延汉简，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调查发掘时获得的，共计1万余枚（现藏于台湾地区），称为“居延旧简”；1972年至1976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发掘甲渠侯官、甲渠第四燧和肩水金关遗址，出土2万余枚汉简（现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称为“居延新简”；1999年至2003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选择甲渠塞4座烽燧进行发掘，出土500余枚汉简（现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又称为“额济纳汉简”。
“居延汉简为研究居延边塞乃至汉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边防、屯田、水利、地理、交通、法律、科技、民族、宗教等学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弥补了文献古籍略而不载或载而不详之不足，有的可以纠正史书上记载的错误，有的可以为文献古籍记载作诠释。因而居延汉简无论其自身，还是其内容，都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与文物价值。”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额济纳博物馆馆长特木尔说，这些简牍大部分是汉代居延边塞的屯戍档案，是2000多年前汉朝人最早期的毛笔书法，也是研究汉代边塞屯戍制度、社会经济、文书簿籍、语言、书法等的重要史料。
据了解，目前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馆藏汉简共439枚。为了保护这批珍贵的简牍，该中心进行了整理、编号、拍照、清洗、分类、建档、灭菌、防病害等处理后妥善存放。2013年4月，额济纳旗邀请兰州城市学院简牍研究所孙占宇副教授和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鲁加亮、窦磊博士，到该旗进行汉简红外拍摄工作，并在释读后全部封存于玻璃试管中。
今年5月初，《额济纳博物馆馆藏文物》一书经过数年的修订完善，与广大读者见面。书中收录了额济纳博物馆馆藏220件精品文物，并按照类别分为简牍、文书、石器、骨器、陶器等14个部分。“这本书从现馆藏的400枚汉简中精选了72枚汉简和34张黑水城文书，作为新资料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可让更多读者近距离了解居延文化，也能使额济纳的文物‘走出去’。”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文博副研究馆员裴海霞说。
洪雪峰是内蒙古自治区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阿拉善盟书法家协会理事，同时也是甘肃简牍书法院院聘书法家。在额济纳旗的20年工作生活经历，让他对居延汉简有着浓烈的兴趣和深厚的感情。从2020年开始，他多次自费到外地研习书法、拜访书法家，学习请教关于居延汉简的历史、文化及简牍书法的表现手法，他将自己对居延汉简的感情和理解融入作品中。“居延汉简除了文物、文献的价值外，还有巨大的书法价值。当代书坛有许多大师和名家在研究居延汉简，从居延汉简里汲取率意自然、以拙生巧的古法内涵，汲古创新。作为一名本地书法爱好者，我有义务也有责任，把居延汉简的书法文化与当地传统文化、与北疆文化结合起来，传承经典并加以推广和弘扬，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居延汉简。”洪雪峰感慨道。
“为了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居延汉简‘活’起来，2014年以来，我们先后在上海、宝鸡、呼和浩特、酒泉、武威、大连等地进行巡展。2019年、2023年，分别举办了居延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等18个国内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历史与考古研究专家学者，围绕‘居延文化’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特木尔表示，文保中心将继续加强居延汉简的保护和学术研究工作，充分挖掘它们的价值，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闫琛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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