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开发的劳动场景。（资料图）
农稳社稷，粮安天下。无论何时，吃饱肚子，都是老百姓最朴素的要求。
1949年以前的乌海地区，坦荡戈壁连着沙漠，人烟稀少，瘦草枯黄，当地居民大多以畜牧业为主，只有少数几户农民以种地为生。
新中国成立以后，沉寂的荒原逐渐多了人声。据《中国共产党乌海历史》记载，1951年春天，张洪高、张三蛋、徐生福三户农民来到乌兰木头（今乌达区乌兰淖尔镇）附近开荒种地，并组织起了农业互助组，这就是乌海地区最早的农业组织。
1956年，张洪高等人的互助组与另一个互助组合并，成立了“乌兰木头农业生产合作社”，据《乌海市志》记载，该合作社有18户农民、200多亩耕地、20多头耕畜，这便是乌海地区最早的农业集体化雏形。
1958年，随着包兰铁路正式通车，乌海地区拉开开发建设的宏大序幕。在这一时期，以“黄河水利远征军”和“乌兰木头开荒野战团”为标志的农业大开发，实现了乌海地区农业经济向蔬菜为主攻方向的战略转移，确立了乌海地区城郊型农业的地位。同时，两个国营农场的建立与厂矿企业大办农业的推广，也使乌海地区的农业初步走上了“以国营农场为主体，厂矿企业办农副业基地和乡村农业为补充”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格局。
黄河水利远征军
1958年春，在黄河东岸，桌子山下，开来一支特殊的队伍。
这支队伍由上千名民工组成，他们在南起石嘴山渡口（现位于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北至三十里敖包（今海勃湾区新地村附近）约75公里长的黄河岸边安营扎寨，预备在戈壁滩上垦荒种植，兴修水利，铺开大搞农业建设的超长战线。这支队伍从哪里来？为什么想要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兴修水利？也许还得从1958年2月说起。
1958年以前，海勃湾地区隶属伊克昭盟，曾在今海南区拉僧庙地区设立伊克昭盟人民政府桌子山矿区办事处。1958年1月，桌子山矿区办事处撤销，桌子山矿区人民委员会成立，办公地址由拉僧庙迁至海勃湾地区。
当年2月，桌子山矿区进入了大规模开发建设的筹备阶段。即将大量涌进的人员吃饭成了一个大问题。与此同时，鄂托克旗东部正遭遇着十年九旱的恶劣自然灾害，靠天吃饭的农民只能靠国家下发粮食救济。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桌子山矿区人民委员会经中共伊克昭盟盟委、盟公署批准，从鄂托克旗朱拉汗、乌兰吉令、早稍、达拉吐鲁等乡镇组织了第一批3400余人到戈壁滩上开荒。在先遣部队安家后不久，伊克昭盟公署和鄂托克旗政府又联合视察了黄河沿岸的垦荒区，认为大规模西迁的条件基本具备，且有长远发展，于是又组织动员了3000多名民工继续向黄河东岸进军。
这两批先后赶来的拓荒者，就是在乌海地区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黄河水利远征军”。他们来到桌子山矿区后，在原有黄河水利指挥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矿区水利乡，后组建为桌子山矿区海勃湾蔬菜人民公社，下设2个大队、11个农业队和2个牧业队，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开发。
过往的岁月无疑是艰苦的。没有房子，他们就住在铁道兵修建包兰铁路时留下的土坯工棚和土窑洞里，工棚不够住，就挖地窨子，或者几家人合搭个茅草棚一起生活。
由于刚开荒还没有收成，人们仍要靠国家救济粮生活。火车运来的玉米、高粱、糖菜渣子等没有经过加工的“带皮粮”就是大家果腹的食物，但即便如此，每人每天也只有一斤的供应量。
粮食不够吃，“远征军”们就把高粱、麸子、糖菜渣子搅拌在一起加工成“三合粮”。这种“三合粮”难以下咽，也难以排泄，吃进肚里格外遭罪。即便如此，拓荒者们还是顽强地开始向这片砂石遍地、少水多沙的荒滩宣战。
1959年5月1日，经伊克昭盟公署批准，桌子山矿区海勃湾蔬菜人民公社与桌子山矿区国营蔬菜农场合并为国营五一蔬菜农场，下设拉僧庙、海勃湾、罗汉陶亥、三十里敖包4个大队、16个农业生产队和2个牧业队，开发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大中滩（今乌达区原桥西街道办事处驻地东1千米处的黄河中心，2010年已淹没），另一个是拉僧庙圪台（今海南区拉僧庙地区）。
大中滩是黄河河道中因泥沙长期淤积而形成的岛屿，有土地7000多亩，生长的全是野生的黄白茨，人被划伤就会又肿又痛。为了开发大中滩，人们放火将黄白茨烧掉，再人工翻地下种，每开垦一亩地，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当时翻地没有牲口，全凭人力，四个人拉一部八寸步犁，可以说是用血汗浇灌着这片土地。
拉僧庙圪台有土地3000余亩。拓荒者们利用拉僧庙的泉水修了蓄水池，通过4公里的干渠引水到圪台上。在没有仪器又没有技术人员指导的情况下，人们挖渠凿石，利用劳动人民的智慧克服重重困难，硬是开辟出了一条自流灌溉渠，解决了近3000亩土地的浇灌问题。
据1990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乌海市农业区划》记载，到1959年底，乌达和海勃湾两个地区的城市人口发展到24430人，农业人口增到2893人。实现农业总产值18.7万元，耕地面积300多公顷，蔬菜总产33.9万公斤。从统计数字看，蔬菜人均只占有13.9公斤，人们吃菜的问题仍非常严峻，大部分蔬菜和副食品仍然要靠外调供应。但在当时情况下，农业的发展已是迈出了堪称飞跃的一步。
乌兰木头开荒野战团
1959年，轰轰烈烈的“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正在进行当中。短期内从祖国四面八方云集而来的上万名建设大军仍然要面临吃菜难的问题。
为了解决蔬菜供应，乌达矿区建设指挥部在原乌兰木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乌达矿区蔬菜大队，进行开荒种菜。蔬菜大队共开发出耕地面积1000余亩。但到1959年3月，乌达矿区的建设者就达到了3.4万余人，吃菜问题再次紧张起来。为此，乌达人民委员会又于1959年12月成立国营乌达蔬菜农场。农场位于现今乌达区东北部，占地面积约18.5平方千米，南北长约20千米，东西宽约4千米。
为加快农场的开发建设，1960年，乌达矿区组建起6000人的“乌兰木头开荒野战团”，展开了大规模的农业开发。野战团由魏义亭任政委，陈林为团长，云子龙和张振亮为副团长，下设6个营，分为乌达滩、河拐子、乌兰木头三大片。
当浩浩荡荡的大军开进乌兰木头时，他们才发现，眼前除了沙丘还是沙丘，每座都有两米多高，即使有一些比较平整低洼的地段，也长满了冬青、绵刺、猫头刺、沙蒿、芨芨草，密得让人迈不开腿。
但拓荒者没有却步。他们凭着每人一条扁担、两个箩头和几把铁锹，硬是扳倒了一座座沙丘，拔掉了一丛丛杂草，把土地一块一块地平整出来，在短短20多天里就在乌兰木头开发土地3000亩，接着又在乌达滩开垦土地4000亩。
土地开发出来后，为了及时播种，在很短的时间内，野战团又组织人员打了十几口水井，但每口井用水车推水最多浇灌30多亩土地。水的问题解决不了，严重制约着土地的利用。乌达镇党委决定，在黄河大中滩前沿西河汊上筑一道拦河坝，引用黄河水自流浇灌。
这就是“向黄河要水大会战”。除野战团之外，乌达各矿区、砖瓦厂、机械队，凡是能够出人出力的单位都组织人手前来支援。上万勇士开进大中滩，终于在1960年4月底截住了黄河的一个支流，但因为开发的土地是在高出黄河水面20米到90米的洪积面上，众人眼巴巴地看着渠中有水，就是浇不到地里，不由得心急如焚。
在这种情况下，野战团选择用锅驼机、柴油机抽水，终于实现了如期种秋菜的计划。这一年就收获了500多万斤蔬菜，缓解了吃菜紧张的局面，也为农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据《中国共产党乌海历史》记载，截至1960年，乌达、海勃湾两个地区共有耕地3332公顷，比1958年增长了2.8倍，农业总播种面积达2695公顷，比1958年增长了6.9倍，蔬菜种植面积达1158公顷，总产量达到1141.4万公斤，马铃薯总产17.7万公斤，粮料总产13.2万公斤。年末牲畜存栏19223头（只），其中生猪463头，小牲畜14091只，农牧业机械总动力达到1337千瓦，林地面积60公顷。两地共有农业人口7610人，农业总产值完成103.5万元。
国营农场的辉煌岁月
从兴修水利开始，到农田防护林建设，再到改良土壤、通电通路发展城郊型农业，勤劳勇敢的建设者用辛勤汗水解决了当时人们吃蔬菜的基本问题。
截至20世纪90年代，乌海的农业主体都还是国有农牧场、厂矿企业集体性质的农副业生产厂（点）为主，连带少量的乡村集体经济。
国营农场给老乌海人留下许多深刻的回忆。国营乌达蔬菜农场、国营五一蔬菜农场、东风农场、国营海勃湾八一农场等，都寄托着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曾在国营五一蔬菜农场担任过主管会计的王锁仁就曾对本报记者回忆，早在1962年，农场就已拥有拖拉机2台、80马力机引农具3台、灌溉机械32台，灌溉面积达到3284亩，步入了农业生产发展的正轨。
种地经验不足，农场就派职工外出学习技术，通过引进优良品种，聘请外地专家现场指导等方式，一度让蔬菜总产量突破了1000万斤，不但保障了人们餐桌供应，还盈利了六七万元。1975年，该农场又开始发展温室生产，实现了四季常青，一年都有新鲜蔬菜吃的巨大突破。
20世纪70年代，随着厂矿企业、知识青年和兵团战士等自办农场的纷纷建立，乌海大地上也呈现出了一片热火朝天的农场建设景象。1970年，国营五一蔬菜农场以甘德尔山为界，分为东风农场和五一农场；1975年内蒙古建设兵团四师二十四团撤销后，移交给当时的海勃湾市，又成立了国营海勃湾八一农场；1978年，乌海市将“五一”“八一”两个农场合并成立乌海市国营海勃湾农场，形成了黄河以东地区的海勃湾农场、东风农场，黄河以西地区的乌达国营农场三大农业基地，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相关农业服务机构，使乌海农业真正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回顾往昔，我们不难发现，乌海地区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无数的拓荒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奋勇争先。他们分秒必争、吃苦耐劳的大无畏精神，团结协作、甘于奉献的高尚风格，战天斗地、不畏艰难的英雄气概，早已载入史册，成为后人永远铭记的时代精神。（韩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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