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核心提示】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不仅昭示了中华文明作为国家形态文明的历史成就，还奠定了中国国家形态不曾中断、绵延古今的文明根基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创新发展必须从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不能割断其同自身文明历史的联结

　　国家是文明的载体，历史上的中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传统样态，新时代的中国凝聚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一论断从文明论的高度将古代中国、近代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贯通起来，以宏阔的历史纵深和文明视野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华文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性认识。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奠定中国国家形态的文明根基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看，文化先于文明，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更高级阶段，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文化与社会、文明与国家具有高度关联性和内在一致性。社会作为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其形成与发展促进了人类的文化创造实践，由此形成的丰富文化产品不断凝聚成新文明要素，为文明起源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文明要素持续累积，人类社会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不断发展，并逐渐引致社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而形成了国家。

　　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是经过长期的内聚运动形成的，具有能够因时而变、因时而化的文明特质。在新石器时代，磁山文化、红山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等共同促成中华文明的起源。及至后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等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构成要素。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展现出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博大气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在中国国家形态内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文化生产与文明创造彼此联通，渐趋形成相互交融的文化格局，凝练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不仅昭示了中华文明作为国家形态文明的历史成就，标注了其与众不同的文明向度，还奠定了中国国家形态不曾中断、绵延古今的文明根基。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生生不息、延续不绝，尽管出现过暂时的动荡，但都没有造成文明的断流，而是在重塑文明的过程中，积极鉴纳异质性文明成果，吸收其有益养分并加以改造，推动中国国家形态不断发展进步，中华文明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数千年的历史传承中，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决定了其能够创造出尽管饱尝兵燹战火、历经王朝更迭而“依然有中国”“一样是中国”的人类历史奇迹，使中国国家形态在时间和空间二元维度皆能以“中国之名”和“中国之实”赓续发展。

　　中国国家形态演进与中华文明发展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

　　文明与国家相互依存、互融共进。一方面，国家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为代表的综合国力，为文明的长久延续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对文明的更新发展、盛衰兴亡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处于不同自然地理环境、采用不同生产方式和谋生手段、浸润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人们经过长期的交流和交往，最大限度地达成文化共识，从而共建国家制度、共同承担国家责任和促进国家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塑造了区别于其他文明样态的独特文明类型，并以其强大的文明感召力激励本国民众的自豪感、认同感，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为国家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的三部曲。古国指的是比部落更为稳定、独立的社会组织体，是正在向国家过渡的前国家形态。方国是古国在交往和竞争中聚合而成的，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是方国林立局面下三个巨大的方国联盟，同时也是国家，是作为“天下”的国家，与作为方国的国家分处不同的层级。就此而言，中华文明在先秦时代的国家形态是一个层级关系分明的方国联盟秩序。但作为“天下”的国家，结构相对较为松散，其下的方国与之相比更为严整，方国与方国间的竞争促使各国改革图强，加速方国的兼并与融合，最终汇聚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汉开启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把相对松散的联盟整合成一个上下贯通、治权畅达的国家形态，其权威性和实际功能远高于前。

　　从政治体的形式结构上看，秦汉以降的古代中国基本属于王朝国家，地域广袤、人口众多，具有比较稳定的价值系统和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在王朝国家时代，古代中国循序一种自觉而稳定的等级结构秩序和社会治理秩序，在固有的政治轨道上逐渐发展出一种“超稳定系统”，使中华文明在帝国时代的王朝国家更替中基本保持了结构上的完整性和连续性。然而，伴随着近代欧洲工业革命渐次形成的资本主义文明类型，以西欧为轴点不断向全球扩张，对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来巨大冲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古老的中国被率先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国家和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文化自信和国民自信受到极大损伤。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急时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中华文明在资本主义文明倾轧下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中国的国家转型面临重重压力。从这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具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和政治整合能力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转型之际承担起横向融合与纵向同化的使命，推动实现中国的社会团结、政治整合，在赓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弘扬者，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引领民族复兴和文明更新的历史使命。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仅从整体上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使得社会主义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同时也为中华文明注入了强大生机，彰显了中华文明转型发展的独有形式及内在逻辑。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动力之问，丰富和拓展了现代化推进路径的多元性以及人类文明演替的多样性，经由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综合性文明体系，既拓展创新了社会主义文明叙事，又焕新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肯定和否定的因素，由否定因素引起的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反映了事物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完善自己的总趋势和一般过程。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创新发展必须从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不能割断其同自身文明历史的联结。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和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各自具有的文明因素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起来，实现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的辩证统一，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使之与现代社会相互协调、渐次融合，敞开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文化空间，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进而在赓续中华历史文脉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推动文化进步，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更为宽广的文明维度，凝聚起更为强大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努力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作者：王文浩 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