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阔的科尔沁草原腹地，数千年的漫长时光，将先民的智慧与虔诚揉进陶土的脉络中、刻入石器的锋刃间，藏在了大地的褶皱里。
南宝力皋吐遗址，这一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墓葬群的历史帷幕，刚刚被揭开一角，这片被岁月轻覆的土地，还有太多尘封的故事等待被倾听。
“南宝有五宝，熊璧神五角。”
这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郭大顺先生，对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的典型文物的形象概括。
南宝力皋吐考古遗址公园航拍图。
“南宝力皋吐遗址规模巨大、形制特殊、出土遗物丰富、文化面貌新鲜复杂，它的发现对研究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的史前文化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南宝力皋吐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原主任吉平给出了高度评价。
日月流转 宝库重现
西辽河流域，这片文明星火燎原之地，曾经孕育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以及小河沿文化等灿烂的史前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南宝力皋吐房址发掘现场。
科尔沁草原地处西辽河腹地，镌刻着史前文化交流的印记。历经数千年沉寂，南宝力皋吐遗址终于破土而出。
南宝力皋吐遗址，北枕巍巍大兴安岭，东望广袤松嫩平原，西接滔滔西辽河，静卧于通辽市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村的沙土地带，被誉为“研究我国史前文化的一座宝库”。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考古学家眼中埋藏文明密码的宝匣，吸引着学界热切的目光。
吉平回忆，2006年夏末，为配合国家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他们按照预定计划，在科尔沁沙地的北缘，沿着大兴安岭南麓草地，由东北向西南对古遗址、古墓葬现存状况进行调查。在途经扎鲁特旗鲁北镇时，当地文物管理所为他们推荐了一位牧民，就是这位牧民，为他们提供了南宝力皋吐遗址最初的线索——一件陶器残片和一件灰褐色的陶罐。
此时，谁也不会想到，一座史前遗址的面纱即将被揭开。
“随后，一位当地热心于文物收藏与保护的银行干部向我们反映，南宝力皋吐一带老乡经常携带小块玉饰件，到镇上换些钱物，这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吉平说道。
这一年刚入秋，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就组织人员对该地区进行了实地踏查，发现墓葬的保存现状堪忧，亟待抢救发掘。经上报国家文物局批复后，会同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就墓地所在区域展开钻探，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性清理发掘就此展开。
“考古队员们在春天迎着漫天的黄沙，奔走在科尔沁沙地北缘的沙丘之间。炎热的夏天，又顶着烈日工作在烘热干燥的考古工地上。近乎风餐露宿般的艰苦条件下，野外工作累计长达340余天。”吉平回忆道。
刺猬形器。
从2006年秋天到2008年冬天，整个发掘工作共揭露了3处墓地，发掘清理了距今约4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395座，总计达1万多平方米，出土陶器、玉石器、骨角器和蚌器等各类精美随葬品1500余件组。不仅抢救出了大量宝贵的史前墓葬材料，还获取了一大批罕见的珍贵文物。
在随后的几年中，为满足研究和保护的需要，考古队又陆续发掘了18座房址，出土文物约200件组。每一铲泥土的翻动，都在续写着南宝力皋吐遗址的传奇。
尽管发掘面积有限，但从已揭露的遗存能够看出，该遗址具有多层文化叠压关系，如哈民文化、小河沿文化等，表明了此地悠久的人类活动历史。专家推测，在广阔未发掘区域可能保存着更多重要遗迹。
南宝力皋吐遗址在发现后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高度关注，2006—2008年获得“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2007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六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被评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灿若星辰的中国考古学文化遗迹中，南宝力皋吐遗址的重要地位和价值一次次被认可，这颗考古明珠的璀璨光芒，正为揭开东北亚史前文化交流之谜照亮前路。
稽古鉴微 珍奇宏富
传神的陶器、古拙的石器、温润的玉器、精巧的骨器，正娓娓道来一段远古文明的传奇。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那些凝聚着先民智慧的陶器杰作。
人形陶壶。
人形陶壶，展现出了高超的制陶工艺。它线条洗练、神态安详，腹部鼓凸、臀部外耸，独特的造型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中国早期生殖崇拜的重要物证。
“当我从沙土中捧起人形陶壶时，那种与远古对话的震撼至今难忘。”参与过挖掘工作的原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所长朱秀娟回忆道。
在南宝力皋吐遗址公园的入口处，人形陶壶的图案格外醒目，该陶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震撼着每一位观者。
栩栩如生的动物陶塑是对自然的礼赞，遗址中的刺猬形和龟形陶器形态生动，尤为珍贵。在当时的南宝力皋吐地区，星罗棋布的湖泊为这些生物提供了理想栖息地。专家推测，这些陶塑或许承载着原始宗教的图腾信仰，是先民与自然对话的媒介。
高领双耳壶。
经研究发现，南宝力皋吐遗址丰富的陶器还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面貌：网纹筒形罐、高领双耳壶等器物彰显着小河沿文化的基因；竖条形堆纹筒形罐、复线几何纹陶壶等则与辽宁偏堡子文化类型如出一辙；横条形堆纹筒形罐等器物又可见嫩江流域小拉哈一期遗存文化类型的影子。而最具特色的抹光深腹筒形罐与造型生动的动物陶塑，则构成了南宝力皋吐文化独有的艺术表达。
如果说陶器展现了先民的审美追求，那么石器则揭示了他们的技艺高度。
石兽首。
石骨朵。
石兽首和石骨朵是南宝石器中的精品。2013年从房址中发现的石兽首，雕刻技法娴熟，与红山文化熊兽首异曲同工。而以煤精石打造的五角星形石骨朵，则将五角星符号的历史推至史前时期。这些器物不仅工艺精湛，更揭示了早期社会的权力结构。
玉牙璧。
玉牙璧，这件出土于AM58墓葬、形制特殊的玉器，引发学界热议。专家猜测，它可能是观测天象的原始仪器，用于指导农耕；也可能是祭祀水风的礼器，漩涡造型暗合“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无论哪种解释，都展现了先民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知。
与玉器同样珍贵的，是那些充满创造力的骨器。
骨柄石刃刀。
“南宝力皋吐遗址随葬骨器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是不多见的。完整的骨冠、管状器以及带有护刃的骨柄石刃刀都是第一次发现。”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特聘研究员塔拉说。
骨冠的发现，刷新了人们的认知——这是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唯一能被称为“冠”的饰物。由大型兽骨打磨而成，佩戴时可能外覆珍贵毛皮、挂有坠饰，仅见于4座墓葬，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它的稀有性和特殊性，很可能是当时部落首领的专属佩戴品。
以物为镜，见证历史。
从绚丽的彩陶到精巧的蚌器，从实用丰富的农事工具到充满生活智慧的纺织工具……繁盛璀璨的史前文化遗存背后，是南宝先民对天地万物的描摹与思考，这些沉默的器物正在成为“会说话”的历史，让我们得以听见文明演进的深层律动。
钩深致远 方兴未艾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宏大叙事中，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始终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行的重要动力。
“南宝力皋吐遗址中陶器种类的丰富程度以及装饰纹样的复杂多变，在以往新石器考古发现中极为罕见，反映了多种文化的直接联系。”吉平说。
相遇中见证成长，分属不同文化谱系的器物，竟在同一墓葬中比邻而居，犹如一场跨越地域的文明盛宴。
玉坠饰。
当考古工作者从南宝力皋吐遗址中清理出玉璜、玉环、玉坠时，一个更加宏大的文明图景逐渐清晰——印证了这片被后世称为“扎鲁特”（蒙古语意为驿站）的土地，曾经是连接四方的文明十字路口，在当时已经融入了以玉器为共同符号的规模广大的早期中华文化圈。
为了进一步对南宝力皋吐遗址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进行阐释，2010年8月，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学术研讨会在扎鲁特旗召开。众多中国考古学界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纷纷阐释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专家们推断，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大部分地区就已经发生了密切接触，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发生了罕见的文化交往和人群交流，而具有自身特色的陶器群可能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南宝力皋吐类型。
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指出：“在同一墓群中发现这样多的文化并存是罕见的，多种文化为什么能在这里交汇，深入研究该问题对推动北方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集会，也为南宝力皋吐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撑。2017年9月15日，南宝力皋吐博物馆建设完成并对外开放。
当人们走进博物馆，凝视那些带有原始人类印记的丰赡遗存时，仿佛能够听见4500年前匠人们的呼吸，看见不同部族围着篝火交换珠佩的场景。
南宝力皋吐考古遗址公园一景，制陶流程展示区。
在博物馆的穹顶影院里，全息投影将人形陶壶的母性崇拜意象演绎成震撼的视觉体验。在遗址公园体验区，模拟考古挖掘、稻草迷宫、陶艺教育等项目，恰是博物馆互动理念的生动实践。正如南宝力皋吐博物馆馆长刘志强所言：“我们不仅要展示文明的‘结果’，更要揭示文明成长的‘过程’。”
西辽河的浪涛淘尽了史前先民的足迹，却冲刷不掉深埋在沙土下的文明密码。
“南宝力皋吐遗址内涵丰富，多种考古学文化来自四面八方，他们留下的文化印记让我们知道他们来过这里。”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张铁男说，有学者认为南宝力皋吐文化可能是周边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等文化类型的延续，这也说明了这一地区有一个文化传承的过程。
河水汤汤，奔流不息，滋养着两岸葳蕤生长的文明根脉。
南宝力皋吐遗址如同时光长河中的一枚文明琥珀，封存着先民筚路蓝缕的开拓印记，更折射出中华文明在革故鼎新中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这片厚重的土地，既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未来的启迪者——当远古的智慧与当代的求索在此相遇，那些镌刻在陶纹骨器中的文化密码，必将化作照亮未来的精神火种，指引我们在发现中创新、在守护中传承，让五千年文明的长河永远奔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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