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信名单人数首次下降：意味着什么

　　10月30日，《人民日报》一则“失信名单人数首次下降”的报道，引发广泛关注。据报道，2024年，全国法院新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45.7万人次，同比下降23.4%；282.1万人次通过信用修复回归市场，同比增长35.4%。

　　这是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人数10年来首次下降，数据“一降一升”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呢？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失信名单人数首次下降，直观反映了我国企业信用状况的不断优化，直接道明了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向好态势。

　　数据的变化，还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司法理念与实践的一次深刻嬗变，也是严格公正司法与优化营商环境之间的辩证统一。

　　以往，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采取限制消费等措施，是法院最直接、最常用的利器。此举在施行初期对震慑“老赖”、树立司法权威，功不可没。然而长期实践中，“纳入即惩戒”的粗放模式，也呈现一些弊端——可能误伤部分“诚实而不幸”的经营者，他们并非恶意逃债，而是因市场风险、经营困难等客观原因，暂时丧失履行能力。若一概而论施以严格的信用惩戒，不仅扼杀其通过持续经营恢复偿债能力的可能，而且会让债权人权益落空，企业彻底退出市场，形成“双输”局面。

　　失信名单人数首次下降，并非执行力度减弱，而是执行精准度的飞跃。最高法推动的“失信”与“失能”分类管理，抓住了法院在执行中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到底是“有钱不还”的恶意失信，还是“没钱可还”的暂时失能？这一区分，体现了司法对复杂经济现实的高度尊重。

　　《人民日报》报道中，江西某科技公司与上海“小巨人”企业的案例颇具代表性。执行法官没有机械地因企业未按时履约，就将其打入失信“冷宫”，而是通过实地调查，甄别出其“融资在途、前景可期”的实际情况，以执行担保并限制法定代表人出境等措施，据实予以宽限，最终促成债务清偿、企业重生。通过“以缓换进”，在维护司法权威与激发市场活力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也是广大司法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体现。

　　健康的社会信用体系，不应只有惩戒的“雷霆手段”，更需具备修复的“菩萨心肠”。失信惩戒是手段，促进诚信守法、保障债权实现，才是最终目的。信用一旦“破产”，企业将永无“重生”之机，那将极大地抑制社会活力，也与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时代精神相悖。

　　法治的根基在人民，司法的温度体现在对群众急难愁盼的回应上。失信名单人数的首次下降，尤其是在强调宽限期与信用修复的背景下，对司法工作提出新挑战。

　　一方面，要警惕“泛化”倾向，为了避免纳入失信，而对本应严厉惩戒的恶意失信行为网开一面。例如，江苏溧阳的狄某利用癌症患者的身份博取同情，骗取临时解除惩戒措施后，非但不积极履行义务，反而挥霍消费、出境赌博。对于此类公然挑战司法权威、践踏社会诚信的恶劣行径，必须严厉惩戒。

　　另一方面，要防范“虚化”风险，把“给予宽限”变成“执行松懈”。精准司法绝非弱化司法，前提是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实。无论是上海长宁法官的实地走访，还是对狄某微信收支记录的搜查，都说明精准的判断须建立在扎实可靠的证据之上，执行法官不仅要精通法律，还需具备一定的商业洞察力和社会经验，能够穿透问题表象，识别真伪，这都对司法人员的业务能力和职业素养提出更高要求。

　　失信名单人数首次下降，是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的重要体现，是法治思维与经济规律的深度融合，是维护个案公正与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的系统考量。这让人们看到，人民观和政绩观在法治领域深度融合，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又温暖的保障。（郑佳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