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朋友圈里，一张打印机工作的照片配文：“家庭印刷厂开工。”评论区瞬间被有同样困扰的家长们占据。
“双减”政策推行以来，各地明令禁止用手机布置作业，但现实是，微信群里的作业图片仍在刷屏。家长成了随时待命的“打印专员”，而原本旨在减负的政策，在执行中似乎变了味。
2015年发布的《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本意是减轻学生负担，但在实际执行中，“一科一辅”的要求有时被机械理解。教辅材料一年一订的机制缺乏灵活性，难以适应动态的教学需求。当合规教辅不足以满足教学需要，而学校又缺乏自主设计作业的条件时，一些教师便选择将习题拍照上传至微信群。本意为减负的政策，无形中将打印任务转移给了家庭。
家长的困境不止于经济成本。电商平台上，“作业打印神器”成为热门标签；小区打印店常在深夜仍有家长排队，下班后边做饭边紧盯微信群消息，周末走亲访友也不忘带上打印机，为了一份特殊规格的作业跑遍半个城区——这些已成为许多家庭的日常。家庭的空间和时间边界被模糊，成为了学校的延伸。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转移并未真正减轻学生的负担。因打印不及时而熬夜赶作业的情况时有发生，形成“减负反增负”的怪圈。
班级微信群的私密性使得“微信作业”现象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教育督查人员难以介入这类私人聊天群组。教师同样面临现实难题：学校打印设备不足、审批流程复杂。当正常途径受阻时，寻找变通方式便成为无奈之举。而家长一方面对额外负担感到困扰，另一方面又担心提出意见会影响孩子，这种矛盾心理让这一现象得以持续。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多方合力。政策执行应更具灵活性，建立更符合实际教学需求的教辅调整机制。学校应当承担起作业材料的保障责任，而非将成本与劳动转移至家庭。监管方式也需创新，通过更畅通的反馈渠道让家长的声音能够被听见。同时，为教师提供专业支持，提升其设计高质量作业的能力，也是重要一环。
一些地区已开始尝试改变：有学校在校内设置“自助打印站”，学生可自主打印必要材料；也有教育局建立电子作业资源库，为教师提供经审核的习题资源。这些探索虽微小，却指明了一个方向：让作业责任回归教育系统本身。
教育减负的初衷，是让孩子有更多自主发展的空间，让家庭回归情感陪伴的功能。当政策执行演变为家庭打印机的持续运转，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如何让教育责任各归其位，而非不断向家庭转移？
在减负的道路上，家庭打印机的运转声，或许正是推动系统性反思与改进的警示铃声。（赵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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