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简凝史，汉简藏珍。2025年12月28日，“简” 读居延 —— 居延遗址出土汉简专题展将在内蒙古博物院盛大启幕，这一文化盛事甫一官宣，便牵动起社会各界关注的目光，让尘封千年的居延汉简，再次成为焦点。
即日起，阿拉善融媒特别推出《“简” 读居延》系列报道。我们将循着简牍上的斑驳墨迹，梳理居延遗址的千年历史脉络，回溯汉简重见天日的传奇发现历程；解码简牍承载的丰富内涵，讲述居延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还原汉代边疆治理的恢宏图景与市井生活的鲜活风貌。
让我们一同翻开这卷镌刻着文明印记的 “史书”，近距离触摸居延深厚的历史积淀，在古今对话的时空回响里，汲取传承文脉、走向未来的智慧与底气。
从早年外国探险家主导发掘的历史遗憾，到新中国考古工作者自主考古、揭秘文明的辉煌跨越，历经两千年风雨侵蚀的居延汉简，不仅镌刻着中华民族守护文明根脉的坚定初心，更让世界得以触摸中华历史的温度、探寻文明传承的深厚根脉。
居延汉简的发现始于1927年。当时，中瑞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汉代张掖郡居延遗址（现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甘肃省金塔县的甲渠侯官、肩水金关等地）开展考古调查。据额济纳旗地史学者李靖介绍，1930年，考察团成员贝格曼在额济纳旗卅井侯官测量障墙长度时，不慎掉落钢笔，捡拾时意外发现一枚汉代五铢钱，考古发掘工作由此正式启动。至1931年1月25日，甲渠侯官遗址共出土5000多枚汉简，揭开了边塞文明的神秘面纱。
此后，居延地区陆续发现的汉简总数增至一万多枚。这批简牍的出土，瞬间轰动学界，其承载的丰富历史信息，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居延汉简也随之踏上坎坷的守护之路。幸得一群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以生命赴使命，怀着高度的文化自觉，殚精竭力守护这批国宝，辗转北京、天津、香港等地，最终使汉简在台湾“安家”。这背后，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危难之际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坚守与担当，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馈赠。
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坦言：“这批汉简是汉代边塞生活的真实记录，正因如此，中国学者才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它，经系统整理后，被正式命名为‘居延汉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稳步提升，我国考古领域的话语权与行动力持续增强。1972年至197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展开大规模自主发掘，出土近两万枚汉简，这便是著名的“居延新简”。
兰州城市学院教授马智全评价：“尽管如今各地多有简牍出土，但居延汉简因发现时间早、数量多、内容丰富，成为边塞文化无可争议的标杆。”
1998年至200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沿额济纳河流域，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金塔地区再次对汉代烽燧遗址开展调查与发掘。参与此次发掘的魏坚教授告诉记者：“为编制居延遗址文物保护规划，我们前后发掘出土500多枚汉简，按考古学命名惯例，以最小发现地定名，因出土于额济纳旗，故称为‘额济纳汉简’。”
魏坚教授强调：“居延汉简是除《史记》《汉书》外，存世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全景式呈现了两千多年前人们的生活日常、政府管理模式、边防军事体系与政治格局等丰富细节，其学术价值引发全球学界关注。”
自20世纪以来，我国已出土简牍逾三十万枚，其中居延地区出土汉简达三万余枚，与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明清档案并称“20世纪中国档案界四大发现”，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简牍保护研究投入，建成国内汉简藏量最大的专题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为居延汉简打造了安全稳定的“家园”。馆内收藏的汉简，吸引着海内外学者与游客前来参观研究，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同时，国家大力支持居延遗址保护工程及简牍修复工作，将居延汉简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推动简牍修复、数字化保护与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
从1927年居延汉简的惊世初遇，到烽火岁月中的艰难守护，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自主发掘、持续探索，以及新时代的保护传承，居延汉简的每一段历程，都承载着厚重的文明分量。它不仅见证了中国考古从被动到主动、从跟跑到领跑的伟大跨越，更彰显了中华民族守护文明根脉的永恒初心与坚定力量。
如今，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凝视这些历经沧桑的汉简，仿佛能穿越时空与汉代先民对话。它们以密集的文字记录，书写着中国考古的辉煌篇章，展现着中华民族对文明的不懈追求与传承。这份对文明根脉的深情守望，正是穿越时空的大国自信与文化底气。在新时代征程中，居延汉简将继续闪耀智慧光芒，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注入不竭动力。（马克锋 孙敏 王禹 高静 王丽淑 常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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