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征程】绥远和平解放

　　1949年1月，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绥远国民党军被压制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一带，绥远解放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北平和谈期间，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主张。

　　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并阐释了“绥远方式”，即“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随着形势发展变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对解决绥远问题又作了多次重要指示，进一步完善了“绥远方式”。

　　3月初，关于绥远问题的谈判在北平拉开序幕。3月2日至6日，罗荣桓、陶铸、潘纪文同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王克俊、周北峰在北平举行了首次谈判。由于当时傅作义对国共全面和谈尚存幻想，态度不够积极，谈判没有取得具体结果。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又经过多轮谈判，双方代表就绥远和平解放协议的内容达成一致意见。6月8日，《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简称《绥远协议》）在北平签字。随后，傅作义派王克俊等人携带《绥远协议》赴归绥，帮助董其武落实《绥远协议》相关工作，推动绥远军政各界在走和平道路上统一思想认识。

　　在绥远问题和平谈判和《绥远协议》贯彻实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一直进行着或明或暗的激烈斗争。国民党当局虽然败退到广州，但是不甘心放弃对绥远的控制，极力破坏绥远的和平解放。李宗仁致信董其武，试图说服他率部西撤，与宁夏、甘肃、青海连接起来巩固西北、负隅顽抗。阎锡山利用其与绥远部队的历史关系，对一些高级将领进行拉拢，企图用分化手段挑起叛乱。另外，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长官兼绥远指挥所主任；组成第九兵团，任命孙兰峰为司令，削弱董其武的兵权。还一改过去几个月以来停发军费和补给的做法，拨给绥远军队1900两黄金，试图拉拢董其武回头。在归绥的反动势力也加紧了破坏活动。国民党特务四下活动，散发传单，诬蔑威胁王克俊，打砸奋斗日报社，驱赶进步编辑人员，蓄意制造了枪杀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工作人员王士鑫、击伤陶俊和光棣的惨案，给《绥远协议》的实施制造阻力。

　　8月，为了推进《绥远协议》的实施，经毛泽东批准，傅作义、邓宝珊携带中共中央专批的经费和慰问品抵达归绥。向董其武等传达了中共中央的部署和毛泽东对绥远起义的指示精神，并接见张钦、于存灏、阎肃等地方知名人士及工农代表、军政各级人员，听取意见，对个别人进行争取，使和平起义得到了绥远军政当局绝大多数高级官员的赞同，一些曾经主战的将领也放弃了顽固立场。8月26日至9月6日，傅作义两次检阅部队，发放慰问金，接见了团以上的军官，以掌握部队。

　　国民党当局得知傅作义到绥远后，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和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都发电或派人进行拉拢，傅作义未予理睬。毛人凤电令特务刺杀傅作义。傅作义及时调整包头的军事部署，以控制包头、归绥附近的部队。9月3日，董其武、邓宝珊也先后抵达包头，协助傅作义进行和平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

　　9月17日，徐永昌等人飞抵包头，携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面见傅作义作最后的拉拢，幻想傅作义能够“回心转意”赴广州“共商大计”，傅作义坚决予以拒绝。9月18日，董其武等38人在起义通电稿上签名。经傅作义晓以大义、陈述利害，孙兰峰也于19日凌晨在通电稿上签了名。

　　9月19日上午，董其武率国民党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39人，代表绥远省的国民党军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宣布起义。绥远终于迎来了和平解放。  （宋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