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民族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对现有模式的机械复制，而是利用本土异质性资源触发空间重组，进而重构国家经济版图整体韧性的战略契机
●数据要素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算力可以跨越远距离快速流转，偏远的区位条件再也不是制约发展的拦路虎
●深刻理解空间的非均衡性、关联性和适应性，通过制度创新降低空间交易成本，通过数字技术重塑空间关联，民族地区完全有可能在更高维度的国家创新网络中实现价值的非线性跃升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是新时代推进高质量发展、塑造国家长期竞争优势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民族地区地域辽阔，集中分布于西部、边疆区域，承载着生态安全屏障、对外开放前沿、多民族共生聚居多重功能，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同时也要客观认识到，相较于东部沿海发达区域，民族地区普遍面临发展基础薄弱、创新要素稀缺、产业结构单一、市场可达性不足等现实难题，区域发展差距长期客观存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命题中，民族地区如何找到自己的方位，是一个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紧迫性的课题。
传统区域经济学通常将民族地区置于“核心—边缘”的分析框架中，认为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核心区集聚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种线性思维往往将民族地区的发展简化为一个“追赶”故事，即沿着东部沿海地区走过的路径亦步亦趋。然而，真实的经济空间是非均衡、非线性的，充满路径依赖与突变可能。从区域空间发展规律来看，我国区域发展始终存在中心发达地区与边疆欠发达地区的动态格局，只要找准发展突破口，民族地区就能打破固有发展层级，实现发展质效的跨越式转变。民族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对现有模式的机械复制，而是利用本土异质性资源触发空间重组，进而重构国家经济版图整体韧性的战略契机。
从边缘到节点的空间跃迁
在复杂空间经济学的视域下，民族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价值，首先体现在对“核心—边缘”刚性结构的突破上。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在国家经济版图中主要承担能源输出、原材料供给和生态屏障的功能，处于价值链分工的相对低端。数据要素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算力可以跨越远距离快速流转，偏远的区位条件再也不是制约发展的拦路虎。当贵州的山谷中运转着服务全国的数据中心集群，当宁夏的戈壁滩上“东数西算”工程将清洁电力转化为算力输出，我们看到的是空间功能替代带来的结构性跃升：民族地区从“能源仓库”向“算力大脑”转型，从被动接受梯度辐射转向主动嵌入国家创新网络。
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民族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增强国家空间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复杂网络理论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当关键节点过度集中于某一区域时，整个系统对局部冲击的脆弱性将大幅上升。在民族地区打造一批新的经济增长高地，相当于为全国经济发展布局多设支撑支点、多搭联动通道，能显著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各类风险冲击、应对外部复杂变化的抗压能力。
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为民族地区统筹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技术支撑。民族地区大多处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青藏高原、内蒙古草原、西南林区等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屏障功能。传统工业化道路难以跨越“先污染后治理”的坎，但新质生产力以绿色、低碳、可持续为本质特征，使“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有了更丰富的技术通道。碳汇交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清洁能源开发等新业态的出现，意味着民族地区不再仅仅是承担生态负外部性的“成本区”，而是输出正外部性的“资产区”，在国家空间价值体系中获得了重新定位的可能。
多重空间锁定效应的叠加
战略价值的彰显，并不意味着实现路径的平坦。民族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深层障碍，不宜简单归结为要素匮乏，而应理解为多重空间锁定效应的叠加。
第一个困境是“虹吸—挤出”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中，要素流动最终会带来均衡。但复杂空间经济学揭示的现实是：发达核心城市企业、人才、资金扎堆聚集，发展优势会越滚越大，收益持续提升，民族地区的高素质劳动力、金融资本持续向东部沿海流动，形成了“越落后越留不住要素、越留不住要素越落后”的循环。
第二个困境是数字时代的新型空间摩擦。互联网的确缩短了信息距离，但复杂空间经济学提醒我们，隐性知识的传递、产业链的物理配套、即时性生产性服务依然高度依赖地理邻近性。民族地区在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布局中的密度明显不足，导致其在高端制造、研发设计等复杂经济活动中处于结构性边缘位置。与此同时，民族地区传统产业多为资源导向型，企业间缺乏基于投入产出关联的横向协同。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要是当地企业互不联动、没有形成紧密互通的产业网络，就很难催生整体创新动能。即便单个企业实力再强，不能和本地产业链深度融合，也发挥不出带动区域发展的作用。
第三个困境是制度空间的路径锁定。过去长期依靠开采自然资源拉动经济，久而久之，地方管理方式、企业经营思路都形成了固化习惯。当新质生产力要求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科技金融生态、推动跨界融合创新时，制度响应往往滞后于技术变革的需要。在数据确权、跨境数据流动、生态产品交易等前沿治理领域，民族地区的制度供给需要进一步加强。
从“补短板”转向“构网络”
民族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一次方法论层面的转变，即从简单的“要素输入”转向“关系重塑”，从追求连片开发转向构建空间关联网络。
一是打破行政边界，构建“飞地—本地”耦合的创新网络。传统对口支援模式侧重资金注入和项目落地，容易形成“有援无边”的被动局面。更有效的路径是鼓励民族地区在东部沿海核心城市设立“创新飞地”，利用那里的知识溢出效应进行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在民族地区，利用那里的应用场景和要素成本优势实现产业化。这种策略使民族地区得以嵌入核心区的创新网络，而非被动等待知识溢出。但与此同时，必须通过制度设计防止引进企业“落地不生根”，要将产业扶持政策与企业带动本地中小企业发展和促进就业的实际贡献挂钩，增加产业集群的黏着度。
二是依靠数字技术打通各地产业互联通道。民族地区地域辽阔、产业相隔较远，线下集聚条件不足，就要靠数字网络打破地理限制、搭建线上联动体系。重点支持民族地区建设服务特定细分领域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和垂直行业大模型，将分散在广袤地理空间上的特色农牧户、手工作坊、物流节点纳入统一的数字网络。数字技术能够以较低成本实现长距离供需精准匹配，降低广袤空间中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在空间布局上，采取“点—轴—网”策略，在具有涌现潜力的特定小尺度空间，如边境数字自贸区、绿色算力产业园等，打造局部发展高地，集中各类资源形成发展优势集中区，以局部突破带动全局发展。
三是推动生态资本向创新资本的价值跃迁。利用复杂系统中的互补性原理，将“双碳”战略作为民族地区空间价值重估的杠杆。建立全国统一的空间生态账户，将生态修复成效、清洁能源发电量折算为数据中心能耗指标和碳汇配额，并将其作为招商引资的特色优势。这不同于常规的财政补助，其核心在于将良好生态所蕴含的综合效益转化为可交易、可变现的发展价值。
四是实施基于空间功能分区的差异化评价体系。复杂适应系统要求治理规则与子系统特性相匹配。根据民族地区内部的城市群、农区、牧区、林区、边境等不同子区域特点，设定差异化的新质生产力考核标准：对边境区侧重考核“数字通关效率”和“跨境数据流量”，对生态区侧重考核“单位生态产值”和“固碳增速”。通过制度设计的适应性调整，激发各子系统的内生创新动力。
五是以“场景驱动”重塑人才流动的空间引力。单纯的高薪引才难以为继，可以将东部沿海科研院所的前沿课题直接“发包”到民族地区的真实应用场景，如高原铁路的AI巡检、边疆地区的多语言自然语言处理、复杂地形下的智慧农牧业等。许多科研团队往往因“场景稀缺性”而选择集聚。民族地区的独特自然条件等本身就是吸引创新人才的磁石，关键在于做好场景开放和项目对接的制度设计。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民族地区主动化解区位分散带来的发展乏力问题、重塑发展动能的攻坚行动。在高度互联的现代经济空间中，一个节点的价值取决于它在网络中扮演的角色，而非地理位置。深刻理解空间的非均衡性、关联性和适应性，通过制度创新降低空间交易成本，通过数字技术重塑空间关联，民族地区完全有可能在更高维度的国家创新网络中实现价值的非线性跃升。这既是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构建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国家空间格局的战略选择。（作者：郑长德，系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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