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AI造假撕裂社会信任

　　近日，演员吴越怒斥AI换脸带货，再次将公众视线聚焦于深度合成技术背后的伦理失序。无独有偶，从山西忻州地震谣言中凭空捏造的灾后惨状，到西藏定日地震中被移花接木的“废墟男孩”图片，这些事件虽然场景各异、手段不同，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在人工智能技术门槛大幅降低、应用边界不断拓展的今天，在“眼见未必为实”的当下，如何守住真实性的底线，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直面的时代课题。

　　技术应用必须有方向有规矩。当前AI治理的深层矛盾在于技术迭代远超社会适应节奏，低廉违法成本对冲法律威慑，部分平台责任缺位更让“流量至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极低创作门槛、极高传播收益与滞后追责机制，形成巨大灰色套利空间。若缺乏强力约束，人性弱点极易被技术放大，进而侵蚀社会信任基石。

　　法治利剑必须高悬且精准发力。我国已构建起包括刑法、民法典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在内的法律法规体系，但徒法不足以自行。针对举证难、认定难及标识“标而不管”等痛点，亟须细化司法解释，强化全链条监管。不仅要惩治直接造假者，更要追究提供技术支持、放任违规传播的平台责任，让法律条文长出“牙齿”，形成不敢假、不能假的法治环境。

　　平台必须压实“守门人”责任。算法不能只算“流量账”，更要算“责任账”。在涉及公共安全、名人权益等高风险领域，平台应建立严格准入核验机制，将行政许可、授权文件等作为前置条件。同时，要打破“封号即了事”的简单化处理，通过冻结非法所得、移交犯罪线索等手段，斩断黑色产业链利益纽带，让惩罚具备真正震慑力。

　　只有当法律严明、平台负责、技术向善，我们才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数字世界中锚定真实与信任。让“可信”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鲜明底色，方能行稳致远，真正释放技术红利，增进人民福祉。（张明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