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0日，《中国民族报》第8版刊发题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的文章，报道了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伟大文明形态，是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交融共生的璀璨结晶。在这幅壮丽的文明画卷中，内蒙古地区作为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大地血脉相连、休戚与共。
报道如下：
《中国民族报》（2025年6月10日8版）
2024年5月26日，黄河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流过（无人机照片）。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位于黄河“几字弯”北端，拥有富饶的河套灌区，引黄灌溉面积达1000多万亩。近年来，在引黄灌溉工程支撑下，河套灌区年均粮食总产量达60亿斤以上。 新华社记者 连振摄
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伟大文明形态，是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交融共生的璀璨结晶。在这幅壮丽的文明画卷中，内蒙古地区作为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大地血脉相连、休戚与共。
5月22日，在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好力保镇一处稻田中，农民向农用机械中装填秧苗。 新华社记者 马金瑞 摄
位于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女儿山上的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碑。 来源：内蒙古人民政府网站
边疆与内地是一个整体
在“大一统”的历史实践中，“四夷”不断被纳入“中国”，四海混一、合为一家，边疆与内地是一个有机整体，而非政权分界。
早在新石器时代，发源于辽宁西南部、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红山文化就在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中熠熠生辉，其玉龙形象更是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之龙形象的雏形。
西周时期，周宣王派兵抵御猃狁（xiǎn yǔn）。《诗经·小雅·出车》记载：“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周朝的势力触角已到达鄂尔多斯高原。春秋战国时期，燕、赵等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修筑了长城并设郡管理。秦朝“略取河南地”（秦汉时期的“河南地”大致包括今内蒙古中南部、陕西西北部、宁夏东部地区），设北地郡、上郡、九原郡等郡，对内蒙古部分地区进行有效管理。汉朝为安置内附的匈奴部众，“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其中朔方、云中、西河郡均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
突厥附隋后，隋朝整顿秦汉以来的行政建制，在内蒙古中西部复置五原、朔方、定襄等郡，北部则与突厥保持密切的宗藩关系。唐朝时期，东突厥亡国，部众大部分南下降唐，贞观三年（629年），“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此后又有陆续归附的突厥人，人口迁移规模庞大。唐朝就地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及定襄、云中都督府，对突厥降部实行治理。后又设置燕然都护府管理漠北铁勒诸部，与单于都护府形成南北分治。
明代中后期，朝廷多次与蒙古各部断绝通贡，但民间经贸交流从未中断。明朝戍守墩台的墩军和负责刺探情报的夜不收“往往出入虏中，与之交易，久遂结为腹心”。在长期的民间贸易中，各族百姓从经济相依发展到情感相亲，甚至出现了“虏代墩军瞭望，军代达虏牧马”的场景。北方九边重镇既为防御作战，同时也支持互市。隆庆和议后，长城沿线的宣府张家口堡“堡人习与虏市，远商辐辏其间，每市，万虏蚁集，纷纭杂错”。这些军事要塞逐渐从防御工事转变为各族群众往来的贸易点。
清代将长城南北归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理之下，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逐渐弱化，转变为行政区划边界和贸易通道。清廷通过差异化的边疆政策巩固统治，使蒙古地区成为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可靠力量。这一时期，边疆与内地联系日益紧密，清代初期的封禁政策无法阻止民人“越界开垦”，到乾隆七年（1742年），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郊已是“开垦无复隙土，大成村落”。可见边疆地区的民族交往虽受到政府的宏观管控，但更多的是边疆地区百姓自发、细碎、日常的你来我往。
内蒙古虽地处北疆，但始终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呈现边缘与中心互动交融的共同体特征，边疆不指向分离而指向汇聚，其主流趋势是内聚与融合。这一过程并非线性发展，但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各民族往来互动
内蒙古地区作为我国典型的农牧交错区，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双向互动，文化交融互鉴。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将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设为骑兵训练基地，发挥游牧民族善骑射的优势，不仅提升了战斗力，还推动了中原与边疆的民族交融。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通过大规模移民巩固边疆。仅汉武帝就“徙关东贫民”七十余万人至河套一带，形成“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的稳定聚居区。汉元帝时期，匈奴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于是有了昭君出塞的佳话。包头地区出土的“单于和亲”“四夷尽服”瓦当，印证了双方的友好交往。与此同时，大量游牧民族内附中原：汉宣帝时，约有十万余匈奴人迁入农耕区；东汉光武帝徙南匈奴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纳林地区，并使内附的乌桓“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形成了各民族交错杂居的格局。这种密切的共居关系推动了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史载匈奴“尚乐关市，嗜汉财物”，而汉朝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久而久之，匈奴“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北魏时期，民族融合进入新阶段。孝文帝崇尚文治，积极学习中原王朝礼仪和祭祀制度，推行均田制、三长制，并实施改汉姓、提倡通婚、推广使用汉语等一系列改革，使鲜卑贵族主动接纳中原制度与文化。
隋朝时期，隋炀帝两次出塞北巡，途经今乌兰察布、和林格尔等地，有效加强了内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以至“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至唐代，已有突厥部落开始从事农耕生产，“年谷屡登……菽粟有余”；回纥兴起饮茶之风，“岁送马十万匹”与唐朝交易茶叶和绢帛，形成了密切的经济共生关系。
辽朝时期，大量中原人口北迁塞外，不仅带来了农耕生产技术，还传播了儒家思想和礼仪制度。这种文化交流的深度，从辽末契丹人参与科举考试可见一斑，西辽开国皇帝耶律大石就考中了辽天祚帝天庆年间的进士。
明清时期，民族交融进入新阶段。明代嘉靖至隆庆年间，约五万名中原农民迁居土默川地区，他们“架木为屋而居”，传授农耕技术，促使当地民众逐渐“弃毡包之制而住板升”。到清代，当地蒙古人已基本实现定居生活，这一变化足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成效。
纵观历史长河，内蒙古地区始终是各民族共同开发、共同生活的家园，其发展历程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写照。
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内蒙古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战略屏障，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中原与北方各民族的重要纽带，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危机，内蒙古各族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心、共御外侮。早在1923年，这里就诞生了第一批共产党人，革命的火种迅速燎原。1936年爆发的百灵庙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沉重打击了日寇“征服满蒙”的狂妄野心，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战篇章。
1947年，在决定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内蒙古各族群众坚定选择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70多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始终保持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自治区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土地改革、牧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显著成效。各族儿女团结奋斗、携手奋进，共同谱写了“三千孤儿入内蒙”“齐心协力建包钢”“最好牧场为航天”等感人篇章和民族团结佳话，为建设祖国北疆献智献力。
进入新时代，内蒙古构建起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的强边固防体系，边疆安宁、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良好局面不断巩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几千年的历史长河，见证了“大一统”格局下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原与边疆始终是血脉相连的有机整体，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作者简介：安丝薇，内蒙古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民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五个共同’的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理论阐释研究”（2025-NMWZD002）阶段性成果。】
制作：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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