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接待过多，自然使很多领导干部沉浸在接待应酬之中，难以集中精力于本职工作，也不利于党风、政风建设。

　　    “公务接待中的种种不正之风，如果任其存在和发展，必将产生很大的危害。”汪玉凯教授说，“首先，助长党政机关的奢靡、铺张浪费和盲目攀比之风，推高了行政成本，挤占了公共资金。其次，给一些人提供了贪腐的机会。再者，恶化干部群关系，使群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

　　    近年来，公务接待失控引起高层高度重视。2006年，中央下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明文要求“接待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接待标准提供住宿、用餐、交通等服务，不得超标准接待，不得用公款大吃大喝。”

　　    该文件还规定，“接待对象需要安排用餐的，接待单位应当按照当地财政部门规定的伙食标准安排，不得超标准安排用餐，提倡自助餐，一般不安排宴请。”

　　    2009年初，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2009年5月初，中央纪委、监察部、财政部也联合下发《关于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贯彻落实厉行节约八项要求的通知》。

　　    但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在公务接待消费接受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方面，显得缓慢而艰难——

　　    2008年11月，辽宁沈阳市民、律师温洪祥向沈阳市政府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相关部门公开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等财务账目，他的申请虽然被受理，但同时被告知“政府部门财务信息又极其敏感，(公开)难度极大，这个公开可能不会一蹴而就，结果可能不会太乐观。”

　　    2008年12月30日，河南南阳小伙王清向南阳市181个行政部门提交了7项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申请，其中主要是“三公”消费问题。让人错愕的是，有些单位收到申请后，还将其当成了间谍。

　　    尽管如此，多位专家受访时还是表示乐观，他们认为只要政府自身的改革措施不断推进，力度不断加大，再加上普通百姓、社会组织、新闻媒体的积极介入，就能实现建立公共财政公开制度和现代财政预算制度的目标。

　　    从本刊记者采访梳理的对策看，公务接待中的吃喝风并非不治之症，只要做到信息公开，打破“自我监督”的思维，从预算、报销手续、公示等环节入手，加强监管敢于处罚，便可使问题迎刃而解。

　　    “公务接待开支无序增长的问题，绝非某些技术手段就可以解决的。”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应建立政府行为预算硬约束的制度框架，让人大可以通过预算制约、监督政府开支。”

　　    据专家介绍，按国际通行的做法，公务接待消费必须全部纳入预算，并且公开接受媒体、公众的监督，一旦违规，将受严厉的处罚。比如芬兰，上至总理下至普通公务员，一起吃饭的有哪些人，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都要在网上公开其清单，每位公民都能看得到、查得清。芬兰就曾有一位中央银行高官，在公务接待中不小心上了一道鹅肝，被媒体上网查阅菜单曝光后而下台。

　　    “对于公务接待，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指定政府定点宾馆、实行公务卡消费制度，这些都确实起到一些好的效果。但这远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务接待过多过滥、花费过多的问题。”汪玉凯教授说。

　　    “要杜绝公务接待腐败，可从三方面入手。”汪玉凯教授建议，“首先，应在现在的有效制度基础上，创新各种管理模式，对政府乱花钱的行为进行有效控制；其次，把预算外收入纳入体制内管理，杜绝体制外循环；再有，对一些典型案例，要加大曝光力度，进行严肃处理，以起到切实的警示作用。”

　　    “党政公务接待应制定全国统一的接待标准。对每一笔吃喝款项，包括支出的去向、用途，招待的标准，都严格按照公务接待的标准进行审核。”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对本刊记者说，“公务接待应推行清单制、实名制、公示制，公务接待单应有统一格式，其中内容包括：来客时间、地点、人数、单位、姓名职务，公务活动内容，接待地点、人均标准、接待总额、经手人、陪客、客人签名、审批人等。一式三联，报销单位财务存档备查。”

　　    “可从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像治理贪污受贿一样治理公务接待腐败，增加违规成本。”尹韵公研究员认为，“如果公权力受到了刚性制约，公务接待就会走出尴尬的状态，官员出于违法成本考虑，在公款吃喝时也会有所顾忌，也可大大减少腐败的可能。”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