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一条“网曝安徽‘官二代’横行霸道，恋爱不成将少女毁容”的微博在网络上疯传。该微博称陶汝坤因追求少女周岩不成，将其烧成重伤。除了事件恶劣，再加上陶汝坤背着“官二代”这枚标签，所以这件事在网络上引起大规模关注。舆论应该关注陶汝坤案，但必须厘清因何关注。

　　向施害者身上贴标签的方法并非第一次。还记得药家鑫吗?药家鑫最终认罪伏法，后来证实“军二代”也是编造之辞。但被人操控的舆论事后并没有得到社会层面的反思:药家人成了舆论的受害者，而且社会舆论也因此留下了伤痕，甚至一度噤声。现在，陶汝坤戴着的标签出现了，社会舆论再一次露出了和药家鑫案一样的苗头:用贴标签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案件的立场。

　　但“官二代”等并不是一枚理性的标签，更像是一个发泄情绪的帽子。因为，违法犯罪者有“官二代”、“富二代”，也有弱势群体，甚至后者的绝对数量远超前者。当一个人违法犯罪之后，社会舆论不应该用他所处的社会群体为他贴标签。群体是个中性词，不能用有色眼镜来看待它，就像不能搞地域歧视一样。回到陶汝坤案，他的父母只不过是科级干部，在中国大地多如牛毛，并非什么大官。而且，他针对周岩犯下的恶行和他的身份无关，而与其不正常的心态有关。通过药家鑫案我们可以看出，贴标签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远远大于其最后取得的成果，因为除了堵不完“官二代”，还有“富二代”，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弱势群体。因为没有天然正义的人和群体，所以贴标签不仅无意义，还是把双刃剑，一不小心伤人伤己。(赵红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