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动脑，他们流汗；我们出思想，他们卖体力”。不仅仅是苹果，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以高技术专利和创意能力见长的美国跨国公司，都把廉价的加工环节和生产基地，像包袱一样甩给下游的“打工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的分工和产业转移大趋势，决定了苹果产品本来就是“跨国合作的结晶”。乔布斯的光环背后，是苹果的全球化“产业链价值效应”共同缔造的，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不要忘记，虽然苹果公司在美国仅雇用了4.3万员工，而在全球，则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劳工，共同为实现“苹果奇迹”贡献着价值。
但这个“全球制造”的苹果，在利润分配上却是极端不平衡。美国《纽约时报》两年前就对苹果公司iPhone4的供应链进行解剖，结果发现，一部售价600美元的iPhone4，所需材料成本约为187.51美元。其中，约80美元的材料是韩国的产品，美国、德国和日本一些公司则提供另一些材料。在中国，富士康等企业将这些元件组装，只得到每台6.54美元的酬劳。而苹果公司在每台iPhone4上的获利高达360美元，利润约为60%。中国数十万工人能够获得的收益，仅相当于售价的1.6%。
“金苹果”背后，是一个头足倒置的利润分配“金字塔”，处于最低层的中国工人数量最多，得到的利润却最少。而富士康等代工企业出现问题后，也总是以“利润太薄”来搪塞。
在媒体的批评压力下，富士康公司宣布，今年2月开始，再次全面调涨中国内地各厂区基层员工基本薪资，加薪幅度为16%至25%。这是富士康自2010年以来第三次大幅加薪。这样，一个初级水平的工人工资将从原来的每月1800元提高到2200元，超出了当地最低工资限额。而在三年前，初级工的月工资仅为900元。
但是，在苹果利润“金字塔”的顶端，那些人数最少、获利最多的环节，却没看到任何变化。
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媒体抨击“血汗工厂”时，常常有意无意忽略的是，真正享受到苹果丰厚利润的正是美国人自己。因为依托中国制造，苹果市值急速上升，管理层和投资人大获其利，美国大量股票散户投资者和美国各类基金，都大大受益。当然，美国消费者也享受了中国工人的廉价奉献。
整体而言，美国经济丢掉的是少量的辛苦钱，却挣到了巨额“红利”。“美国工人丢掉了饭碗，而美国金融业却抓到了一只能下金蛋的母鸡”。
能否在美国生产iPhone
美国《时代周刊》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9年，将年度人物的殊荣给了中国农民工，称赞他们勤劳坚忍，带领全球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这同时也是对中国经济全球角色的承认。而今天，他们似乎在抱怨同样的一群人夺走了自己的工作。
“美国制造”向海外转移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二战之后，一些制造业曾大批向欧洲、日本等国家转移，后来又向东南亚、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转移。从1990年代IT产业革命开始，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转移浪潮则主要涌向庞大的“中国制造”基地。
分析人士指出，与苹果类似，谷歌、亚马逊、Facebook等企业也都全球化了，Facebook在全美仅3000名高薪员工，Google美国仅3万名雇员。互联网行业的特性虽然表面淡化了美国制造，但却为其智力资本、创新产品的输出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巴马总统重振“美国制造”口号的真实含义确实需要澄清。
多数专家，包括美国本土的一些分析人士也认为，美国想让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回流”没有太大可能。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曾分析，追逐利润是资本的灵魂。不用说IT电子行业，单以制鞋这个传统行业看，以美国的耐克鞋为例，上世纪50年代末美国耐克公司把生产厂搬到了日本，70年代又搬到韩国和中国台湾，80年代搬到中国的广东和福建。美国本土的制鞋业用了30年时间实现了“安乐死”。
据统计，1975年，在美国出售的100双鞋中有53双是美国制造的，到2006年降到了1.5双。2010年中国沿海工人的每小时工资为1.2美元，而越南工人的工资为0.35美元/小时，美国为20美元/小时。如果美国要把这些生产厂移回美国，唯一的结果就是，“美国人生产的鞋美国人买不起”。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张茉楠认为，“美国制造”时代能否再次来临并非“定数”。一方面，以成本论优势，目前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时薪是22美元，中国工人为2美元，中国单位生产成本仅为美国的9%。而另一方面，“美国制造”是否回归不仅仅取决于成本，更取决于产业链。以苹果为例，位于美国的苹果总部只负责产品创意、研发和商业模式设计等高端环节，其整个价值链却跨越国界，利用全球的产业分工和布局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
去年2月，奥巴马曾在晚餐会上问乔布斯，能否在美国生产iPhone？乔布斯回答，“这些工作机会回不来了”。原因并非仅仅是工人工资成本，而是美国已失去“综合成本优势”。苹果公司管理层的共识是，外国工人的灵活性、勤劳与工业技能，以及海外工厂和配套设施的巨大规模与储备，已远远超过美国同行。
美国《大西洋月刊》的分析认为，亚洲是电子器件的制造中心，中国工厂能够更快更便宜地拿到重要零部件。中国庞大的配套产业还能提供苹果手机不可或缺的小金属件，比如螺丝。而美国制造业与这个供应网络几乎隔绝。从生产成本考虑，美国制造这些高科技小配件也不那么合算。
中国劳动力的优势不只是拥有“组装工人”，还能培养出许多具有中等技能的“产业工程师”。“他们不是能够设计下一代iPad平板电脑的斯坦福大学毕业生，而是类似与社区学院毕业生，具有管理iPad生产线的技能”。苹果公司高管估计，管理iPhone手机生产线大约20万装配线工人需要8700名产业工程师，在美国招到这些合格的人才需要9个月，而在中国只要15天。
所谓“产业工程师”，其实就是指高级技工人才。据粗略估算，中国每年大约有60万此类学生毕业，而在美国只有7万。《大西洋月刊》称，“我们有优秀的毕业生，问题是我们的工人阶级缺乏技能”。
一个“好创意”，就能让别人心甘情愿打工？
应该从更宏观的视野了解“苹果事件”的真相。
产业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产业空心化”的背后，是其经济体多年来形成的金融化和消费“泡沫化”倾向。金融服务业成为美国的主导产业，就业大多转向华尔街等金融部门。但这些部门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当美国制造业岗位大批向海外转移后，为了刺激总需求，美国普通人以大量的消费信贷，来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所谓“次贷危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的。
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乔良认为，美国之所以在过去40年里把大部分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是确信可以通过全球信任的美元体系，使新兴国家成为其廉价的提供中低端产品的加工厂，说白了“也就是为挣美元给美国打工”。
但是，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为脱困不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滥发美元，使美元越来越弱势，美元的信用也日益受到普遍质疑。此时，美国人那种即使没有“实体经济”，单靠“虚拟经济”也能过好日子的局面，就难以为继了。
少干活，多赚钱；不劳动，光享受。这类“美国病”是不可能持续的。即便有“苹果”这样具有相当创新价值的“造富机器”，也不能改变商品要等价交换的基本原则。如果仅仅因为一个“好创意”，就能让别人为自己心甘情愿地打工，这同当年的殖民者用几个玻璃球就换取土著人的黄金珠宝有什么差别？
乔良认为，美国经济的优势，是可以用美国输出美元“绿票子”来廉价获得全球的产品和资源。而这种经济的缺陷也来源于此。如此一来，美国只能使自己长期处在贸易逆差状态，即使不从中国获得产品，也必须从其他国家获得替代产品。
同时，当制造业的实体经济大批转移后，国内民众的就业问题就很难解决。大量民众不可能全部就业于高端行业，而一度容纳了相当就业人口的金融服务业，由于金融危机后的萧条而“盛况”不再。
乔良表示，有些人鼓噪“中国产品抢走美国工人饭碗”，只是拿中国说事儿罢了，这同压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道理。在美国经济“纸币换产品”这一本质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之前，奥巴马所许诺的“再工业化”和“五年内出口翻一番”的目标，恐怕都是画饼充饥。
“苹果事件”被歪曲的地方更在于，借助劳工组织清查“血汗工厂”的由头，似乎得出了一个“美国制造”所失，正是“中国制造”所得的荒诞印象。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贾根良教授曾撰文称，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意识到，世界经济是垄断在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手中的，它们通过“两头通吃”的方式，把绝大部分收益都集中在了极少数垄断资本手中。
苹果公司的“全球化产业链”，一边把低端制造业岗位从美国转移出去，通过压低中国等代工企业的工资成本获取利润；另一边又在市场上形成垄断高价，通过出售产品获取利润。
贾根良认为，这个循环的结果是：技术进步的成果基本上都以利润形式，转移到世界经济中作为“中间商”的跨国公司手中了，这不仅没有增加发达国家消费者的真实购买力，也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农民收入长期停滞，甚至下降。
他称，“跨国公司不仅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而且造成发达国家的内需严重不足，是资本与劳动之间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重要成因。”
中国制造如何赢得“颠峰对决”
实事求是地看，美国的确让出了利润越来越低、竞争力越来越差的中、低端制造业，以及某些下游制造环节。但是，在能够获取最大化利润的高端技术、专利、军工、标准、品牌、设计等领域，“美国制造”还是留在了本土。
有中国研究者发现，在同时拥有波音和微软两大高科技企业集团的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就丝毫看不出“制造业萎缩”的半点痕迹，生产线上仍然忙碌异常，订单排得满满。“参观波音总装厂”一直是各国游客在美国的重点旅游项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从2002年到2005年，该州丢失的制造业工作机会为7.2万个，其中3/4是纺织业、家具制造业和电子业的岗位。但同时，该州在利润丰厚的生物技术、制药等行业也产生了很多就业机会。
“美国制造”的重振，显然不会重新回到“规模取胜”的阶段，美国公司的企业都认为，创造较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才能塑造“美国制造”的未来。正如乔布斯在晚餐会后对奥巴马所言：“我对国家长远未来并不感到担心。我所担心的是，我们关于解决办法的讨论不够充分。”这位素以“反叛”著称的制造业大师所钟情的，应该是美国文化无限创新和向极致追求的冒险精神。
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制造”这个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的“打工仔”，内心深处的梦想所在。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认为，从大趋势看，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正逐渐进入“虚拟资本主义”，以金融服务业为核心的货币霸权、知识产权垄断已成为其核心竞争力，而制造业包括重化工业，在未来还将向外大规模转移。因此，中国新一轮的工业化，主要是承接重化工业和重型制造业转移，从而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而不仅仅是“加工车间”。
有分析人士比喻，中国经济未来真正崛起和升级，其过程，如同与武功高手过招，要学会《天龙八部》里的神功“吸星大法”。生产要素的洼地，虽是“弱势”，但正好能把居于“强势”的发达国家工业能力“吸”过来，这也正是有效利用了资本总是追求低成本的逐利本性。
不过，这“吸星大法”能否练就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要善于“消化吸收”，能把“功力”变成自己的；其二，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能被爆长的“功力”所迷惑，进而忘了这是一场生死较量。
在比武过程中“练功”并不容易。
必须看到，在“占领华尔街”的大游行之后，美国执政者不可能仅仅把复兴制造业当作忽悠人的说辞。张茉楠预测，结构失衡是制约美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再工业化”战略的推动下，美国制造业正在进入上升期。
因此，中美之间，围绕制造业的“战略博弈期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美国已把“先进制造”和高端制造作为突破口，一定要从制造业现代化、高级化和清洁化中寻找“再工业化”出路，如果中国在新的游戏规则和贸易规则上疏忽，“受制于人”就不可避免。“新一轮制造强国崛起之争才刚刚开始”。
为了赢得这场真正的“颠峰对决”，张茉楠建议，中国必须以“空间换时间”，加快国内产业的梯度转移和升级。在东部沿海地区，中国制造业应率先向高端产业转移，提高核心技术的设计研发，以及创造自己的品牌。在中西部地区，可以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利用我国加工、组装的竞争优势，在东西部合作之中，在高中低各个层次提升产业升级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