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铎1942年相识于延安民族学院，1945年结婚。到1997年王铎逝世，我们相识55年，共同度过了金婚。
我的家在辽宁省奉天(沈阳市)，是城市贫民。王铎家在辽宁省海城县农村，是中农之家。我们都来自社会底层。我家穷苦至极，父亲教私塾和作小职员，收入微薄，母亲替人缝补浆洗衣服，略补不足。我母亲生了12个孩子，病馁夭亡，只剩下我一个。可怜的是我的大姐，16岁得肺痨而死。1931年春，我父亲去世，才40出头，留下孤儿寡母，孤苦伶仃，呼天不应，叫地无门。“9·18”事变，日本人占了奉天，母亲一咬牙，将我送上南下的火车。火车的车轮咔嚓咔嚓，碾过母亲的心。那年我18岁。
王铎的命运和我相似。他本来家境不好，丰年稍有余，歉年则饥荒度日。他从小在田间劳作，家里节衣缩食供他念书，从营口师范毕业后，来到偏僻的农村小学当了教员。日本占领东北，书教不成了，他忧国忧民，在家呆不下去。父母借钱，送他上路。初冬的一天，冒着晓霜晨雾和凛凛寒气，父母相扶，与乡亲们送他到村口，看他身影消失在乡间小路。真是路途漫漫，吉凶不卜。
我和王铎前后脚来到北平，那时很多东北流亡学生都在北平。我上崇慈中学，后考入(北平)东北大学家政系。王铎也上了东北大学，是边疆政治系。穷苦的出身，抗日救国的愿望，使我们都天然地倾向革命。我们都参加了1935年的“12·9”学生运动，打着旗帜，呐喊着走上街头。王铎是这次学生运动中东北大学的骨干，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春，我和一帮热血青年从西安徒步来到延安，上了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女子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的火热生活给了我新的视野、新的天地。这一年，王铎也来到延安，上了抗大。1939年，王铎被分配到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民族研究室工作。1939年至1941年春，他两次到伊克昭盟进行社会调查和文化考察。自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陕北公学民族部和延安民族学院始，王铎做民族工作和内蒙古工作近60年。
历史的大潮推着我们这些志在光复故土的青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那时，我是多么高兴，多么愉快啊!我总是满怀激情，总有干不完的事，使不完的劲，再苦再累也乐在其中。同在北平东北大学，一同参加“12·9”学生运动，同在延安，又同在抗大，我和王铎志同道合，却并不相识。
1942年1月，我被分配到延安民族学院做教员，从此认识了王铎。那时，他是民族学院教务处副处长，乌兰夫是教务处长。初识王铎，觉得他这个人忠厚朴实。进一步接触，感觉他工作勤恳，办什么事都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王铎很好学，在民族学院讲话、讲课次次都能获得好评。延安大生产中，他带领学员们打窑洞、开荒种地、进山烧炭，不怕脏、不怕累，劳动起来风风火火的劲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44年春，他向我提出发展彼此比普通同志更近一步的关系。我想，我们是老乡，又有共同的家庭境遇和生活经历，尤其是他这个人忠实可靠，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对人和蔼可亲。所以，我考虑后表示同意和他接近。1945年5月1日，我们结婚了。在战火纷飞的年月，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在伊克昭盟城川这偏远的小镇，大家聚在一起吃了顿便饭，王铎讲了讲话，我唱了一首歌，就算举行了典礼。同时结婚的还有刘景平和任斌。我和王铎走到了一起，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从此以后，50多年，我们相伴相扶，相濡以沫，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情意绵绵，悠然不绝。
我和王铎有两次痛彻心肺的离别，都是在党和国家遭受大考验大灾难的时候。
1946年9月，国民党发动“重点进攻”，重点之一是张家口。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要从张家口撤至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在此当口，我们的儿子降生了。产后刚满10天，大部队即开始撤退。兵荒马乱，北风呼啸，我抱着这脆弱的小生命，爬上卡车，颠簸着向茫茫草原驶去。到了贝子庙，组织上找我谈话，说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为了不拖累主力部队打仗，也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决定由我任队长，带领自治运动联合会的14家大人孩子共40多人继续北撤，准备撤到外蒙古境内。我看着刚出生20多天的羸弱的孩子，心想，他的小生命能否挺过草原漫漫严冬都是问题，更不要说跋涉千里到大漠之北了。我表示不愿当这个队长，但组织上不同意，王铎也来做我的工作。他动员我去，鼓励我，给我以信心。我含泪和伊力、张辉承担起带队的责任。
那个冬日的早晨，我们出发了。我和姐妹们向前来送行的亲人含泪告别。王铎这时被任命为中共锡察工委书记、内蒙古骑兵第16师政治委员。前方的战斗正在等着他。他掀开小被子，看了看熟睡中的儿子，我们互道一声珍重。看我们上路了，他掉头策马而去。他心中之苦，只有我能感觉到。
十几架勒勒车，一车一车相互拴着，缓缓向漠北草原走去。恶劣的天气，艰难的跋涉，孤单、寂寞，饥寒交迫。我们走着，挨着，顶风，向北。姐妹们相互扶助着，鼓励着……终于到了中蒙边境。破庙，住下;住不下去，再北进。3个多月后，我们抵达乌兰巴托。在异国他乡，我们坚持着，等待着，也尽可能为当地华侨做点什么。我们排演的《白毛女》，曾轰动乌兰巴托。我们翘首以盼，终于等到了共产党扭转战局的喜讯。1948年5月，我们一行40多人，再次千里跋涉回到祖国，回到内蒙古，见到久别的亲人。命运之神眷顾，我们把这支队伍安全地带回来了!我见到了王铎，见到解放了的内蒙古，任幸福洋溢，喜泪满面!我们是多么高兴啊!我们的儿子纪新，有我在万千艰辛中尽心呵护，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
另一次分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支持造反派“呼三司”，军队介入地方“支左”。中央几位老帅、副总理反对将“文革”再那样搞下去，导致斗争白热化。王铎支持内蒙古军区和多数干部群众，我支持王铎作出这一转变。此事成为1967年早春轰动内蒙古的重大事件。王铎因此和王逸仑一起被打倒，成为“内蒙古二月逆流”的主帅、“乌兰夫反党集团在内蒙古的代理人”。从此，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和我们家都进入了更加黑暗的年代。
开始，我和王铎在被批斗现场还能相互看到。到后来，就各自被监禁起来。王铎被监禁了6年，我也被关了4年多。家被抄了，儿子被逼回辽宁老家务农，家里只剩下我85岁的母亲和12岁的女儿。我挂念着王铎，挂念着孩子，挂念着我的母亲。我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打击和摧残，悲伤之极，痛苦之极，有时真是痛不欲生。但为了王铎，为了母亲和孩子，再苦再难，我也忍着，挺着。我相信，天会亮的。
终于，我盼到了幸福的时光。1970年底，我被“解放”了，分配在呼和浩特市第二毛纺织厂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2年底王铎平安回家了，不久，恢复工作，列席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母亲和孩子也安然无恙。我和王铎6年后又相逢了，母亲、孩子们，全家团圆了。经过这场灾难，我和王铎也度过了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中年时光。我们老骥伏枥，以苍苍白发，重新振奋精神，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
我和王铎是幸福的，虽然历经苦难坎坷。自从“9·18”事变离开母亲，直到1950年，我千里寻母，才在抚顺找到她。久别重逢，真是喜从天降!从此，母亲一直跟着我，家务由她料理，几个孩子也是她带大。她坚强地熬过了“文化大革命”，盼来了全家的又一次大团圆，并且见到了重外孙。母亲活了97岁，寿终正寝。她老人家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是位功臣。母亲的勤劳、节俭、热情、刚强和睿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4个儿女。
王铎真是个好人，好领导，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认认真真，从不马虎。他几十年在自治区主要领导岗位，从来工作第一。我支持他工作，家中的事，我和母亲都管起来，从不打扰他。“文革”之前很长时间，王铎分管自治区农牧业，经常下乡，说走就走，毫无牵挂。他作风朴实，为人诚恳，又勤于学习，虑事深沉，人们感到他易于接近，也很尊重他。“文革”后，他年近古稀，任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实行农村牧区联产承包责任制，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一件件难事、一件件大事摆在面前，他都抖擞精神去做，想把被“文革”耽误的时光夺回来。
王铎不存私心，“文革”中他被折磨成那样，确诊为伤残，但他不让发给他伤残证;他的工资在“文革”中被扣发挪用一空，他也不赞成补发。他有许多普通朋友，秘书、司机、身边工作人员都和他关系十分融洽。他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理解人，即使“文革”中伤害过他的人，他都亲切相待，乐于相助。离休后，我俩商量，尽我们绵薄之力帮助锡盟牧区一个穷困孩子读书。
我和王铎度过了金婚。对我们的婚姻，我十分满意，他是个好丈夫。王铎的爱，不挂在嘴上，是深沉厚重的。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我们之间绵长的爱，数十年如一日，像涓涓细流，滋润心田。我们从未吵过架，红过脸，真是默契相合。王铎勤俭朴素，生活从不讲究。家中的事情，有我和我母亲在，他不怎么管。孩子们大大小小的事，也都是我们操心。但对孩子的学习，特别是对于怎样做人做事，他是关注的。几个孩子从上小学起，他都指点学习，每学期还召开家庭会议，听孩子们一个个汇报，随后一个个点评，给予肯定、批评，提出要求。除“文革”期间中断，年年如此。孩子大了，工作了，也当领导了，家庭会议继续开着，一开几十年，一直开到孙子辈，开到他病体难扶之际。
王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并且乐在其中。有时他也张罗全家一块儿去走走玩玩，虽然不多，但那是全家最快乐的时候。我发现他在两个情境中是最快乐的:一是“文革”后，每逢春节，那些文艺工作者，如牧兰、拉苏荣、斯琴塔日哈等来拜年时，在小小的客厅里，拉起琴、唱起歌、跳起舞，他春风满面，高兴地鼓掌，一定会让我和孩子们拿出好酒，礼敬为快。其时，他自己也会满饮一杯。另一个，就是他和他的网球球友们在一起，或挥拍上阵，或切磋球艺，那快乐的神情随跑动的身影、亲切的话语袒露无疑。
王铎是一个革命者，也是一个普通人，有血有肉，有欢乐，有悲伤。但这么多年，我很少见他流露出悲伤和痛苦。他内敛深沉，是个心胸博大、有涵养有忍耐力的人。“文革”那样的痛苦经历，他出来后从不言及，只是一味向前，埋头工作，将眼下的事情做好。可每当听到他的领导、战友、朋友、至亲去世的消息，他总是难过得沉默着，有时竟潸然泪下。
1985年，医生诊断他得了肺癌，晚期，只能活3个月。王铎知道了，照常生活，毫无影响，按医嘱吃药放疗。半年后，奇迹发生，他居然病好了。5年之后，他得了肺结核，医生们会诊，说原来就是结核，肺癌是误诊。王铎听了，亦不计较，可惜身体被“治疗”得已大不如从前。
1996年至1997年，王铎身体每况愈下。他每天仍照常工作，写文章，读书看报，接待客人，忙忙活活，和往常一样，我以为他还很好。谁知，他造血功能出了问题，鼻子出血、皮下出血、尿中带血。等我和孩子们注意到，住了院，已然晚矣!此时，正值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半个世纪的内蒙古、坎坷的内蒙古、光辉的内蒙古，王铎与她同悲同苦、同喜同乐，这是他的事业，他的生命，也是他的节日。看到安定团结的内蒙古，繁荣发展的内蒙古，王铎是多么高兴啊!而这时，他已病入膏肓，羸弱至极，但他仍执意参加几项重大活动。令人难忘的是，他出席了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的座谈会，我也在座。他侃侃而谈，伟大的历程，成功的经验，殷切的期望……满腔的热血，无尽的眷爱，凝成他人生这最后的“绝唱”。而后，他回到医院，躺下就再也没有起来。20天后辞世。
王铎离开我，离开孩子，离开朋友，离开了这片他为之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热土。我们将他的骨灰洒在土默川，洒进黄河水，愿他和青山同在，随黄河东逝!
从1942年相识，1945年结婚，王铎和我共同度过了我们坎坷的一生，欢乐幸福的一生。他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活在我的心里，孩子们的心里。他鼓励着我，告诉着孩子们，应当怎样做人，怎样生活。我记起结婚时我唱的那首歌《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我同在一条战线。海枯石烂，也毁不了我们的真情……”伴着这歌声，仿佛我们又相随相扶走在门前那洒满夕阳的小路上……(周吉遗稿)
附记:今年是父亲王铎百年诞辰。去年，母亲就张罗着有所纪念，且陆续作了不少回忆。不料母亲于当年11月28日仙逝，享年98岁。现将母亲的遗稿整理成篇，敬献于母亲灵前，亦圆母亲追念先父之遗愿。
———王纪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