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一个200多人的群体，一群1000只出头的驯鹿，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却依然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徘徊。让我们倾听他们从山林里发出的微弱声音，跟他们一起思考，传统和现代，先进和落后……

　　“这阵子我可忙坏了，我的猎点被定为这次世界驯鹿养殖者大会的参观考察点，来了好多人!”电话里，又听到了布冬霞那熟悉的爽朗笑声。

　　去年夏季，我们第一次拜访使鹿鄂温克部落去的就是布冬霞的驯鹿放养点，今年37岁的布冬霞长得很秀气，是个性格开朗的鄂温克女子。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设在山林中的放养点共有8个，布冬霞点是其中之一，她的放养点有驯鹿70多头。在放养驯鹿的同时，她家的原生态民俗风情家庭游也红红火火。据介绍，敖乡62户鄂温克猎民目前全部具备接待游客住宿餐饮的条件，全年总收入超过100万元。

　　夏季，使鹿鄂温克部落的营地总是冒着一缕缕的蚊烟。布冬霞告诉我们，从春末到秋初，森林里的蚊虫数不胜数，黑压压的，驯鹿最怕的是那种很大的牛虻，咬得驯鹿到处跑。于是，每年从春季开始，猎民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在营地上点燃几堆蚊烟，等待习惯夜间出去觅食的鹿群回来躲避蚊蠓，这也成了猎人管理驯鹿的好办法。

　　“我最讨厌夏天了，因为驯鹿在夏天很受罪，尤其是刚割过茸的驯鹿，被蚊蠓叮咬后很容易溃烂发炎，让人好心疼呢。我和我的驯鹿都喜欢冬天!”布冬霞的话让我们很意外，却也深深感受到了使鹿鄂温克人与他们的驯鹿伙伴般的感情。

　　据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乡长戴光明介绍，大约300多年前，一支赶着驯鹿群的鄂温克人告别西伯利亚勒拿河上游的森林，辗转迁徙，落脚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个迁徙而来的微型群体，在山林中逐猎物而居，被称为使鹿鄂温克。新中国成立后，使鹿鄂温克开始融入一个巨大的群体。“如果按人均水平来说，60多年来我们使鹿鄂温克算是国内人数最少受益最多的群体了。”戴光明乡长说。他告诉我们，目前鄂温克猎民人数是244人，驯鹿数量为1280头。

　　在这个民族大家庭里享受温暖的同时，使鹿鄂温克人的传统发生了重大变迁，而引领着一系列变迁的引擎是3次定居。从建国至今，定居始终是政府引导使鹿鄂温克融入现代社会的途径。当地政府为了改变这一群体游猎迁徙的生活和扶持驯鹿业发展，给予了长期、持续的扶持和帮助，先后建立了奇乾、敖鲁古雅和根河3个定居点，驯鹿种群也几度突破了千头。

　　作为一个追随驯鹿、游猎山林、生活艰辛的特殊群体，定居生活的温暖、舒适和稳定以及享受社会发展的种种公益福泽，无疑也是使鹿鄂温克人内心向往的生活。但是，传统驯鹿业所遵循的生产方式，却始终将他们留驻山林。2003年那次搬迁，曾经被媒体称作“中国最后狩猎民族下山”，但是因为圈养驯鹿的饲料问题没有解决好，随着驯鹿的回归一部分猎民又回到了山林。自身传承的传统生产方式与外界提供的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至今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因为使鹿鄂温克人离不开驯鹿，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习俗都依托于驯鹿业。

　　“我现在也很为难，在山下上学的儿子维乔克要我待在家里陪他，丈夫却一定让我在猎民点上和他一起养驯鹿，而且，驯鹿也离不开山林……”索玉兰告诉记者，她不想让孩子在山上待一辈子，想让儿子将来上大学，过城市人的生活。

　　我们在猎民点和定居点采访时也发现，现在年轻人大都不愿上山了，像布冬霞、索玉兰这样的驯鹿人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一些玛力亚·索这样的老人，还在一心一意在山林中守着鹿，无论如何都割舍不下。她说:没有了驯鹿就没有了我们这个民族，驯鹿就是我们的象征。

　　我们与布冬霞告别时，她给我们唱起了一首古老的民歌，她说这歌是小时候跟部落里的老人们学的。炉灶里的柴啪啪作响，像是在为她伴奏，围卧在蚊烟里的驯鹿们眼神温柔地望向这里，似乎也在倾听。歌声清脆略带些舒缓，回荡在帐篷的每一个角落，飘向静谧的山林……

　　我区人类学者白兰曾说:“如果你能听到一个鄂温克猎民唱的歌，只要一次，你就能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民族。他们的歌声无论如何欢快，都像兴安岭的白桦林一样，有种无比优美的心碎和骨子里的忧伤，那是他们对森林的爱……”现在，我们终于听到了。

　　一个200多人的群体，一群1000只出头的驯鹿，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却依然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徘徊。让我们倾听他们从山林里发出的微弱声音，跟他们一起思考，传统和现代，先进和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