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区长篇小说创作的草原气韵
编者按
初夏时节，在“草原文学精品工程长篇小说研讨会”上，来自全国的40余位文学评论家、文化学者聚集青城，梳理回顾了自2011年实施《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以来，我区长篇小说创作的得与失。本期《文艺评论》与您一起品读其中5位评论家对我区长篇小说创作新态势所作的研讨和分析。
《多布库尔河》：鄂伦春游猎部落的命运交响曲
包斯钦
《多布库尔河》是一部命运交响曲，它截取鄂伦春民族从原始公社制社会一跃跨入现代社会的那一段历史，把镜头对准一个命运多舛而顽强抗争的猎人家庭及其所属部落，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爱情、命运、自然、社会等诸多形而上命题的思索和感悟。这是一部生命的礼赞，生命在这里坚韧、顽强、平和而又谲奇伟丽；这是一首爱情长诗，爱情在这里坚贞、凄美、诗意浩荡而又超然物外；这也是一幅民族风情画长卷，鄂伦春人的游猎生活、巫术仪式、饮食起居，还有那原始、质朴、绝无扭捏作态的阳刚大气跃然纸上。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一定是靠着强大的精神力量延续下来的，淋漓尽致地书写民族精神和人性力量，是文学作品震撼人心的最主要原因。我们从《多布库尔河》中的车车依尔家族、柯尔特依尔家族猎民身上看到了这种民族精神和人性的力量。
与世隔绝的这个森林部落，按照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生存方式过着每一天。打猎、迁徙、共同劳动，用猎物换取所需生活物资或现金，然后平均分配，用信仰和禁律来协调、规约部落成员的行为，用口口相传的方式延续其悠久的文化。
在萨娜的笔下，鄂伦春人的生活总是那么古朴、恬淡而色彩斑斓，虽然艰辛但生机盎然，浪漫中透出几分坚毅，富有诗意而略带忧伤，真实自然还有些神秘。她并不刻意追求某一种表现手法，力求一种朴实无华而意境深远，简约真挚而情韵无限的美学效果。真实平淡、诗意盎然、神奇魔幻，这些看似互不相容的叙述风格在萨娜的作品中各得其所，结合得天衣无缝。《多布库尔河》常常让现实和幻觉互渗互通，尽量用符合鄂伦春人的宗教信仰、文化心理的叙述语式描写事物，使之既蒙上一层物我化一的神秘色彩，又显得自然而然、无懈可击。
如今，外面的人一股一股涌进来，朝着无辜的树木举起了刀斧，“像怪物一样喘着粗气”的火车开进森林，“肚子里装满了木头”，然后送下山。“早晚有一天，林子被砍光了，动物都吓跑了，咱们就活不下去了”，查鲁道出了鄂伦春人的担忧和无奈。他们本能地感到外边的世界是个充满凶险的世界，与自己格格不入。可是，近现代文明的成果对他们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鄂伦春人在这历史的关头面临着两难选择：他们不愿意离开山林，因为他们的祖先和亲人长眠在这里，这里有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森林、猎物和根脉；他们又希望孩子能够上学，伤病得到救治，自己的后代过上不同于父辈的安逸生活。生存的苦恼与焦虑成为他们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
萨娜用平视的目光看待这个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她不用物质的标准来判断文化的优劣高下，而是看这一群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如何适应自然、适应社会，自古延续生存到今天。她对鄂伦春人的这种延续和生存的本领——人类学最珍视的价值所在表现出了由衷的敬意。不难看出，萨娜在如何把握鄂伦春民族社会转型题材的问题上的确颇有为难。她曾经面对鄂伦春兄弟姐妹潸然泪下，“心中涌起一股悲伤的激情”，为“一个古老部落”及其文化的渐渐远去而感到无比惋惜甚至哀伤。但她又不能不为鄂伦春人步入现代社会而庆幸和欢呼，更不能去质疑这一文明进步的历史意义。
到底要唱挽歌，还是要唱庆歌？萨娜似乎陷入深深的纠结当中了。鄂伦春人如果坚守固有的生存方式和传统文化，就无法期望相对安逸舒适、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而生存方式的转换、生存质量的大幅提升又必将以终结旧有文化为代价。鄂伦春人下山定居，开始了文明、现代的生活，小说的这一结局，其实早已先于小说存在了，因为那是已然的历史。如何组织叙事、表达一个怎样的价值取向，这是小说的事情。《多布库尔河》展现出如此图景：鄂伦春猎民部落的生存环境既纯净秀美，又极其严酷，他们的生存方式既自然自在，又充满凶险，他们无须为现代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病所困扰，却又无法保障温饱、安全、医疗等等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严酷、凶险、食不果腹、朝不保夕，整日为活命而奔波的窘境，成为作品前半部分着力渲染的基调，也成为鄂伦春人日后下山定居的逻辑起点。也许惟有如此，结局才是合理的、有意义的。
为了使叙述更加切合鄂伦春人的自我感受，萨娜精心塑造了鄂伦春族第一位大学生、年轻画家古迪娅的形象，并特意让她作为故事的亲历者和叙述者。小说的第5章可以看作是对鄂伦春人“寻找新的命数”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进一步演绎。
鄂伦春人告别古老的狩猎文明，下山定居并开始了穿布衣、住暖房、衣食无忧的全新生活。毫无疑问，这是社会解放带来的历史性进步，但他们在改变旧有生存方式的同时，也在告别自己悠久灿烂、独一无二的文化。鄂伦春狩猎文化的被消解、被遗忘，只是有史以来被消解、被遗忘的诸多文化中的一个而已，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该如何珍视和有效保存当下尚存的、濒危的那些独一无二的民族传统文化呢？我们如何将社会进步、人的解放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得“鱼”而不丢“熊掌”呢？萨娜显然试图进行批判的反思，但最终未能到达理性的彼岸。假如萨娜一如既往，仍有兴趣用小说的方式继续她关于生命、爱情、命运的哲理思考，继续她关于民族文化及其未来的深度探索，那么，上述一点遗憾定会在她不断超越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得到加倍地补偿。
(作者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