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三家子学校报到的第一天，看到一个五短身材、浓眉大眼、满脸络腮胡子的蒙古族老汉，50多岁年纪，眼睛特别大，眼泡有些往外鼓，看人的时候显得很凶，这就是校长其朗。

　　“你接替我的初二数学课，教几何代数。”经过简短的交流，他给我交代了任务。初次见面，我记住了他的大胡子，从此背后就叫他大胡子校长。就这样，我拿着被大胡子校长粗糙的大手磨卷了边的教科书，教起了初二(2)班的数学课。

　　两周后的一天，我走进课堂，发现副校长坐在学生中间。那节课，原本打算分析前一天的测试卷，看见副校长进来听课，临时改变了教学计划，讲了一节新课。下课后，副校长对我伸了伸大拇指便走了。隔天的课堂上，便坐满了理科教研组的所有老师。原来，副校长向大胡子校长汇报了听我课的经过，大胡子校长一拍桌子：“有这么好的年轻教师，咱们何必去外地听课？让理科老师都去听听！”

　　两个月后，初三物理老师因病休假了。大胡子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粗门大嗓地说：“听说斯日古楞现在在家待着，让他来代课吧，先代两个月，等那位老师上班了再调整。”我感激地点点头。

　　寒假时，别的教师都发了工资、福利，我和先生因为人事关系没有调转过来，所以什么也没有。大胡子校长也替我们着急：“你们调动那事是咋了？”去劳动人事局询问，人家说人事改革，一切调转冻结。我们没钱送礼走关系，只好耐心地、焦灼地等。这一等，就是一年半。

　　又是一个寒假，我们还是两手空空回家。大胡子校长叫住我们：“没工资你们怎么生活？实在不行，我和镇政府领导求个情，先以民办对待吧。”我们又一次感激地点点头。

　　春节过后的新学期，三家子中学破天荒地有了两个民办教师——我和我的先生。那是1991年的春天，小草还没有出芽。但我们心里已经有了绿色，那是生命的颜色，希望的颜色。

　　到了那年的寒假，我和先生每人拿到了400元的工资——确切地说，是相当于400元的大米，那是镇政府从农民那里收两项积累收来的。我们将大米一部分换成粗粮做口粮(大米价格高于粗粮)，一部分卖掉做读函授的学费。

　　先生因为成绩突出，先后被评为校级优秀教师、旗级先进教育工作者、盟级模范班主任。对于先生的荣誉，个别教师有微词：他一个民办教师当什么模范？大胡子校长眼睛一瞪：“民办咋了？有能耐你这个公办的也干出个样子来我看看！”

　　1993年，先生函大毕业，正好赶上一次“民转工”考试机会，他考取了全旗中学理科教师第二名。按照录取4名的指标，应该是没问题了。可偏偏政审时在工作年限上出了问题，大胡子校长急坏了，他跑镇政府，跑教育局，找旗委领导，甚至亲自到盟教育局查档案，终于让先生通过了政审，顺利转正。

　　1994年，当我经历了3次习惯性流产并在婚后第七个年头第四次怀孕的时候，大胡子校长给了我一份特殊政策：每天可以晚来早走，只要保证上课质量就行。

　　1995年春季新学期伊始，我也得到了一次民转工考试机会。大胡子校长担心怀着8个多月身孕的我经受不住紧张的考试折磨，劝我放弃考试，先要孩子。我坚持二者都要，因为我已人过中年，机会不多了。大胡子校长瞪着大眼睛，无奈而慈祥地看着我。考试那天，他一再嘱咐我：“千万别紧张，有不舒服的感觉马上出来！”

　　当看到我安然无恙走出考场，大胡子校长大手一拍：“谢天谢地，你还真扛过来了！”接着又自顾自地说：“要是你这次考过去了，你孩子的名字就得我取，知道不？你们中年得子，再转了正，那真是双喜临门，这孩子的名字就叫双喜，哈哈哈！”

　　大胡子校长的祝福给我带来了好运，为儿子请满月酒那天得到通知：我以所有参考的中学文科教师第一名的成绩，顺利通过！于是，我的宝贝儿子有了双喜的乳名。我们亲昵地叫成了叠字：双双。如今，儿子已上大学，以前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们不知道儿子的学名，仍然叫他双双。

　　1996年秋的一天夜里，大概10点多钟，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起，震碎了夜的宁静，也震碎了我们的心——大胡子校长突发心梗离世了。他是突然发病的，没有征兆，更没给家人和同事抢救的机会。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相信那个爽朗、善良、随和、随意甚至有点不修边幅的大胡子校长不在了。

　　那以后的岁月，我们无意中走过坎坷、无意中被人误解和猜忌、无意中成为别人攻击的对象时，我们再也没有沮丧过，也没有迷茫过。因为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被大胡子校长的善良和正直温暖过，并一直温暖着——这辈子。(鲁雅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