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龚曙光。图/记者殷建军
或许我们正处于最好的时代。这个时代最悲哀的是:你努力,但你不在风口上;你聪明,但你不在潮流中。互联网思想家、《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曾在《必然》中说,“知道趋势,意味着已经胜利在望”。
当今,文化高速发展、技术加速升级无疑是时代的主潮流。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将自己定位为“文化产品迭代、互联网融合发展的积极推手和践行者”。在3月9日下午与众多媒体探讨中国文化产业转型、IP热、传统文化传承等话题时,他更像一位未来学家,畅谈种种必然趋势,又给出了顺势而为的解决方案。让大家在极富想象力的空间里,感受到了一个触手可及的未来。
“产业转型就像部落迁徙,要把现在和未来的营地勾连在一起。”他预判,中国文化产业要通向未来之窗,必然要与技术对标,与服务对标,继而将本已有之的优势资源充分激活。
潇湘晨报记者梁美兰北京报道
技术趋势
互联网替代传统出版的方向不会变
“早在20年前我就认为,互联网乃至互联网迭代之后的技术一定会改变传统出版的方向。我当时判断大概30年间,会出现传统出版和互联网出版交互生存的过程。现在看来,这个过程要长一些——40年或50年,因为传统出版被替代的速度看来慢于我当年估计的速度。”
谈及互联网新技术冲击裹挟下传统出版的趋势,龚曙光首先修正了他早前的一个预判。
“互联网替代传统出版的方向不会变,”他说,振兴出版业,纵然纠结,唯一的选择还是做终结者,“你不做主动的终结者,就会被对手终结。”
龚曙光认为,顺应和推动时代主潮,迎接新的技术、新的文化需求,是一个文化人应该秉持的职责。
“作为大的文化企业的领导人,我可以选择保守道路,不完全沾互联网,在任期内也可以把公司做得不错,”他说,“但是,未来企业还要走十年乃至一百年,它不拥抱新技术,不把自己的优势资源转化为未来发展的动力,我就是个庸人,甚至是个罪人。”
基于此种判断,龚曙光认为,文化产业转型这一场浩大的“部落迁徙运动”的第一个未来营地,必然是占领技术标地。“这要求我们要与行业最可能用到的新技术去对标。”
毫无疑问,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各种文化相关信息技术的发展,一定会持续对出版业产生深刻的影响,形成革命性意义的产品技术。
龚曙光说,在人类已经实现了所有传统的可能性之后,我们也在寻找那些最有可能形成产业的新技术。“迭代后的、甚至基于物联网的在线阅读、在线娱乐、在线教育、在线健康产品,都是文化产业应该重视的领域。”
“文化产业现在有一个应用空间很大的,目前还没有真正受到重视或全力开发的领域,那就是用于精神服务的机器人。”龚曙光说,机器人未来进入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属于必然,“现在机器人的应用仍在人力机器人的阶段,也就是延长人的手脚,增加人的体力,主要用在工厂流水线上。”
“服务人类精神的机器人不多,产品形态也比较粗糙。”他设想,如果有一类新的智能学习玩具,与互联网、物联网、数据库高度相连,通过全屋的感应器实现随时随地获取信息,沉浸式教育的效果将能实现。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学普通话、学英文、背诗,都应该有相对应的陪伴式的机器人与之对话,它不是某一个简单的数据库或者音频产品,他必须按照科学的教育思想体系,根据身心培育的不同需求来提供解决方案,并不是简单的玩具工厂就能完成。”龚曙光说。
他还认为,VR、CR等前沿技术最大的用处还是在于教育,虽然现在这些技术应用得最火的是娱乐。“比如说写生,我们现在必须请一个活生生的人体一动不动摆在那里,用VR技术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痛点”。
服务趋势
实现自由交互、隐性化的新服务模式
随着用户体验诉求不断变化,文化产业的转型要瞄准的第二个目标是服务。龚曙光认为,与服务对标,核心之一是要实现“自由交互的方便。”
“不论学习、交友还是其他交往,大家更愿意接受的模式是C2C(客户到客户,或个体到个体),”他解释说,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希望能直接找到目标,实现不受阻碍的自由交互。
过去和现在也能找到人,通过写信、电话、社交媒体。但龚曙光认为,这还不够自由。
例如教育话题,他打了个比方,想要拜一位真正合适的钢琴名师,在海量信息里搜索意义不大,但找到“刘诗昆音乐艺术中心”这样的机构帮忙,就容易得多,还能实现交流。
“文化产业未来的产品服务也要达到这样自由交互的程度,否则在用户体验上就缺了一大半。”
“服务还要实现隐性化,所有服务都看不到人,而是在背后悄悄完成,”龚曙光抛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
他说,过去大家对服务的要求是显性化,身份高不高首先看旁边有没有保镖、仆人。“现在既要有服务,比如想喝水的时候水就是想要的温度,一上网就马上找到需要的界面,又要求所有的服务都看不到人在操作。”龚曙光认为,隐性化服务系统的提供,是这个时代以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一大需求。
龚曙光还强调,文化产业在服务上的升级,还要实现“多个服务要素间的协同,将所有与用户体验有关的子系统协调在一起”。
“就像阿里做物流一样,在做电商、支付平台的基础上,把末端的物流环节也服务起来,承诺快速到货,提供带有二维码等高识别度信息的快递箱,”他说,协调各个服务要素,使它们达到最好的用户体验,是整个社会在这个时代对服务提出的品质要求。
“未来文化产业、出版业的产品服务,也应该尽可能做到这几点,真正满足用户对于体验的要求。”龚曙光说。
资源趋势
激活人才资源比资本和内容更重要
找准了要对接的新技术和新服务,文化产业唯有充分激活独特的存量资源,方能制定可落地的发展战略和产品方案,龚曙光说,“否则就只能走进割裂式发展的困局。”
他以出版业为例,要走可持续的程序式发展路子,就要想办法把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教育、大众、专业等出版类别的资源梳理、整合,再根据新技术要求和新服务诉求,衍生出新的产品形态。
龚曙光认为,前不久出台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古籍保护工程,加强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为中华文化典籍的再度激活打下基础,提供了必要的政策导向。
“中华文化典籍在新的技术和新的文化心理状态下,关键是要解决传播问题,”他说,《全唐诗》《全宋词》《四库全书》等很多大部头的著作,在互联网时代,不能仅以文献存储和搜索的方式存在,而应该结合大数据技术或更迭代的互联网技术,成为便于各种终端来阅读欣赏的产品。
“国学热催生了诗词大赛、汉字拼写大赛节目的火爆。我们同样可以把传统文化典籍里丰富的知识与新颖的传播手段相结合,来打造好的文化产品。”龚曙光认为,这些节目和产品,有助于传统文化实现“从典籍到生活,再从生活习性回到典籍”轮回,真正让传统文化成为人们知识构成一部分,审美判断一部分,乃至于成为重建民族心理定式一大力量。
“文化产业原本就是一个人脑产业,原本就是一个人才的价值要在整个产业中估值很高的产业。人才,是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甚至比资本还重要。在转型阶段,激发人才资源比激发内容资源更关键。”龚曙光还认为。
但他也指出,文化产业现在恰恰在发掘、培养人才方面,明显缺少比较科学的体制,社会氛围也不是特别激励文化创意人才的成长。“社会习惯了传统的产业构成模式,首先是资本和老板,然后再到其他。把人才这个起核心作用的要素的位置放得很低,”他说,“但当某个人成为众人追捧的明星人才之后,社会对这个人才的估值又是盲目的,对于他们所真正能够发挥的作用,所实现的兑价又是不理性的。比如影视业里的一线演员。”
人才的培育、使用、估值兑价体系混乱,导致文化产业发展不充分。因此,一定要想办法均衡好人员和人才的关系。
对此,今年“两会”上,龚曙光带来的建议之一就是《关于加快出台国有文化企业人才激励政策的建议》,呼吁加快出台国有文化企业人才激励政策,更有效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以进一步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实际上,如何科学地处理人员和人才的关系,也是很多民营企业面临的问题,这是个共性问题。”
观点
“IP经济”不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谈到“IP”热趋势,龚曙光认为,“IP经济”不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道理很简单,IP不是说培育就一定能培育出来的,屈原、李白、苏轼等这些中国文化史上的大IP,哪个不是经过千百年文化的积淀才诞生?就算是韩寒、郭敬明,这十多年来也没见有谁能够成功复制。IP培育不是技术,也难形成制度化的机制,没法稳定产出,所以难以成为一种规模经济形态。
不过,我们也一定要看到,IP是有价值的,从古到今都是如此。一个大的出版机构一定还是原创与整理相结合,原创是这个时代自己能够贡献给未来的东西,而整理是过去的时代贡献给这个时代的东西,对于出版人而言,这是两个不同来源的文化资源,也是两种不同方式的文化创造,具有同样重要的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