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远流长的春节习俗长河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基因,其中的扶危济困传统,就令过年更具人情味儿,更具人性伦理之美。
扶危济困文化的形成
扶助危难、救济贫困,是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培养起来的互相支持、互相关心,以帮助他人为荣、以解人之难为乐的一种善行与高尚道德情怀。我国的扶危济困文化是在灾害救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
在中华民族聚居的辽阔地域上,历来自然灾害频发。千百年来,自然灾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在一次次抗灾救灾中,各个部落、各个氏族共同奋斗,形成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光荣传统。
如果说灾害救助的实践为扶危济困文化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外在环境的话,那么家国天下的社会结构就是扶危济困文化形成的内在基因。
我们都认同自己是炎黄子孙,都以龙的传人、中华儿女自称,有着同种同族、同祖同宗、同根同源的国家认同和民族归属感。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经久不衰,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石。
与此相对应,中国人始终保持着以家为本的传统、始终保持着族居的传统,并建立了父权制的家族村社组织。生活在宗法社会下的先民,置身于熟人社会的生活环境,彼此低头不见抬头见,乡规民约习俗、伦理道德规范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乡邻之间、亲友之间,扶危济困、守望相助已经成为不成文的规矩和习惯。
扶危济困文化的发展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勾勒出了中国人心中的理想社会。几千年来,这种天下大同的意识对中华民族心理和民族人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作为中华民族扶危济困文化的重要精神动力,深入到了国人的血液和骨髓之中。
与大同理想一样,滋养中国扶危济困文化形成和实践发展的还有民本思想。从西周时期开始,人们对于天命的理解就已经与民意、民心联系在了一起。周王朝的统治者发现,影响王权更替的天命背后实际上是人心,国运的昌隆和民众的根本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凡事应以民为本,顾念和养恤万民,王祚才会长久。
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这就形成了扶危济困的基本动机。缘于恻隐之心,人们就会“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就会尊老爱幼、相互爱护、相互帮助,就会有扶危济困的思想和行动。
墨子更进一步提出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在于“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发展慈善事业,使“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这样才会实现社会和谐,社会经济也才能得到持续健康发展。
在实践层面,《古文观止》所录的《义田记》对范仲淹创办义田之举做了详细的叙述。范仲淹平时便乐于用钱财帮助别人,发达成名之后,购置良田一千亩,作为“义田”,用来养育救济本家族的人们,使他们衣食无忧,遇有嫁女、娶妻、生病、丧葬,都可以得到资助。
有了义田为榜样,许多封建官绅纷纷效仿,蔚成风尚。各种粥局、会馆、善会也开始出现,其中最为有名、影响最大的同善会,就借助每次集会进行劝善演说,施米舍钱助贫帮困,旌奖节孝,以促成乡里形成人人为善的良好风俗。而春节则是践行扶危济困文化的重要节日,节日救助也是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文化传统。
扶危济困文化的升华
从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扛起了民族复兴的重任。李大钊同志每月都固定从工资中拿出一笔钱用于资助有需要的学生;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同志更是把分家所得的一大摞田契当众烧毁,宣布从此自耕自种,不必再交租谷。人民的疾苦时刻铭记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中国共产党人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始终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优先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城镇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在顺利地向前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华民族的扶危济困文化在我们党这里得到了升华。这表明我们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是不忘初心的政党。同时,也表明我们的民生工作进一步扩展,真正实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不仅如此,十九大报告还为我们绘制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如何弘扬中华扶危济困传统、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确保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真脱贫、脱真贫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答案的重要课题。
在打赢扶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尤其要弘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传统,吸吮5000多年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文化养分,以13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
(作者任俊华系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李朝辉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