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中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关于“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论述，是表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论述，它言简意赅，内涵丰富，意味深长，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深刻阐述了什么是生态文明，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揭示了人的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内在关联性，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价值观的深邃理性，指明了生态文明的实践路径，为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建成美丽中国以及建设地球美好家园指明了方向，充分表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涵的丰富而高超的生态哲理。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生态智慧
习近平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它言简意赅，内涵丰富，意味深长，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深刻论述了什么是生态文明，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揭示了人的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内在关联性，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价值观的深邃理性，指明了生态文明的实践路径，为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建成美丽中国以及建设地球美好家园指明了方向，充分表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涵的丰富而高超的生态哲理。
一、“自然是生命之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的生态哲理
习近平关于“自然是生命之母”的精辟论述，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以及处于辩证互动和共存共生共荣关系的角度，深刻地阐述了什么是生态文明，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在新时代的灿烂光辉，也充分显示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的继承和发展。
自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工业化狂飙突进般发展带来的严重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促使以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要尊重自然和善待自然的生态文明思想。日本学者梅棹忠夫于1967年出版了《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文集》，从生态史观的高度分析了生态环境、自然条件对人类发展进程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要认识自然、遵循自然、善待自然的思想。1984年，前苏联环境学家在《莫斯科大学学报?科学社会主义》当年的第2期发表了《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必须高度重视自身的生存状态，生态文明意味着人类生态文化的发展和生态修养的提升。1987年我国生态农业科学家叶谦吉教授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概念。他认为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利的同时必须保护好自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统一的关系。他还认为21世纪应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纪。1995年，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罗伊?莫里森出版了《生态民主》一书，他使用了“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概念。莫里森认为，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个更高的文明形态，这是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的概念，之后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使用。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关于生态文明的概念可谓汗牛充栋。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3年明确提出要“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2007年将生态文明写入十七大报告，把建设生态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都单篇论述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把“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和党章。但是，在党的文献上，并没有关于“生态文明”概念的统一规范性界定。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深刻论述，可以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揭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是在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因此，人对自然是否具备科学的认识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能否构建起生命共同体般的和谐关系是区分生态文明和生态野蛮的根本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2］的论述，实质上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深刻地概括了目前国内外几乎所有的关于生态文明的概念。
习近平关于“自然是生命之母”的论述，从自然与人有着第一性和第二性关系，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质的母亲，而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质都是自然界这个母亲所孕育成长的产儿的角度，回答了什么是生态文明，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彰显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而丰富的生态哲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与唯物史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对人类与自然关系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分析而概括出辩证唯物主义生态观的，是通过将人与自然关系纳入社会历史范畴而得出融社会历史观与自然观为一体的唯物史观的，是通过从新陈代谢与物质变换原理的深入研究而得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界发展规律的，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深入研究中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是通过对生态经济学的研究而提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是通过从制度变革视角的研究发现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攻方向的，是通过从生态政治学视角的研究而阐明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的一致性的，是通过揭示生态文明的境界，即和谐的社会有机体寓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之中揭示出促使社会达到人与自然完成了的本质的有机统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作是人类面临的两大关系，将人类对自然和社会具有征服改造能力的能动性特征以及又受自然和社会制约的受动性特征作为人类的两大显著特征，将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解作为人类的两大和解，将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作为人类的两大解放，将共产主义作为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自然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和理论基础。
习近平关于“自然是生命之母”的深刻论述，是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自然界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为指导，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思考，体现了在人与自然关系演进的新的历史阶段对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和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关于“自然是生命之母”的深刻论述阐明，生态与文明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本质上就是人与自然构建起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的新型关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为了克服因为人与自然不友好出现的生态野蛮而导致的一系列生态灾难和生态危机现象。建设生态文明也是为了提升人的文明，让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习近平关于“自然是生命之母”的深刻论述也表明，要建设好生态文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为指导，始终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要注重协调好索取与投入、发展与保护、利用与修复之间的关系。不能将这些关系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一条无法抗拒的客观规律。［3］
二、“自然是生命之母”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价值观的生态哲理
习近平关于“自然是生命之母”的论述，既是一个事实判断，又是一个极其精准精辟精深的价值判断，从马克思主义科学价值观视角揭示了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内在关联性，说明人与自然既是生命共同体，又是价值共同体，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价值观的丰富内容和深邃理性。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对于什么是价值以及如何创造价值、实现价值的一种思想认识，“从哲学层面上看，价值是反映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主体的人与客体的事物之间所具有的一种对象性和双向生成性、互益性关系之契合程度的一个范畴，价值体现出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的事物在对象性关系之中具有的一定的功能和意义。”［4］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坚决反对瓦格纳从抽象的人出发，将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财物或外界自然物看作价值的错误做法，马克思指出：“所有这一切同‘价值’这个经济范畴毫无共同之点，就像同化学元素的原子价(原子论)或化学的当量或同价(化学元素的化合量)毫无共同之点一样。”［5］马克思进而认为，将人的需要和满足关系用来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作为一种价值关系，会制造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对立，导致只注重人的价值而否定自然价值，从而为人类中心主义和一味地向自然索取提供理论根据。马克思批判瓦格纳说，用满足人的需要和从自然界获得财物来说明价值，只会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物的使用价值上，一切以人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来衡量物的价值，必然导致以人为价值判断标准的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了人的功利和实用，人类可以对自然界无节制地攫取和掠夺，而毫不考虑自然界对人类需要的可供给能力，毫不顾及自然自身的生存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马克思认为，对于满足人的需要和物的有用性这一点也应该作深入的具体分析。人的需要和物的有用性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和僵死静止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表现为动态发展的过程，而且是分类型、分层次的。人们应该采取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来看待价值问题，切不可将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财物和价值，各种财物和各种价值不加以区分，视为同一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需要是人的本性，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是满足人的需要，但是，人的需要是具体的、历史的和动态发展的，还有近期需要与长期需要之分，代内需要与代际需要以及潜在需要与现实需要之别。如果只是满足人类近期需要而不顾及甚至牺牲其长期需要，从总体而言，人类就不可能实现价值。恩格斯指出，通过毁林造田来解决粮食问题，从近期看满足了人们的温饱需要，是有价值的。但从长期来看，由于破坏了生态环境，给人类带来的却是生态灾难，会将创造的价值一笔勾销。恩格斯指出：“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6］恩格斯以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为例，指出这些地方的居民通过毁灭森林而获得耕地，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推广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在推广这种含粉块茎的同时也使瘰疬症传播开来了。恩格斯提醒人们，人类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类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人类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习近平关于“自然是生命之母”的命题作为一个十分重大的价值论命题，也是一个在永续发展中获得价值的命题。习近平始终将代内价值与子孙后代的代际价值、国内价值与全人类的价值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整体性和过程论的角度谋划价值永续问题，一直强调“我们应该共同呵护好地球家园，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子孙后代。”［7］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注重代际关系以及代际价值达到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只是将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满足现实的人的需要当作价值的话，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与满足下代人的需要以及满足人类种族繁衍世世代代人的需要的关系。从主客体的关系看，现实生活中的主体仅仅是也只能是当代人，现实的价值也仅仅是也只能是当代人的需要，如果以此来衡量，就会无视价值的历史性和动态发展性，代际之间的关系就会被人为割断，就无法实现代际价值，就会引导人们只是关心当代的现实的价值而忽视或无视潜在的或未来的价值，只是关心当代人的价值而忽视、无视或否定后代人的价值，只是关心本国和本地区的价值而忽视、无视或否定别国和其他地区的价值。为了本国和本地区现实的以及当代人的需要和所谓获得价值，会不顾自然资源以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的实践活动从事所谓创造价值的活动。马克思认为，那种不考虑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只考虑本代人财富增加的劳动是一种有害的、造孽的劳动。他说：“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8］为此，马克思指出，我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呵护好土地，把改良了的土地留给子孙。马克思说：“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9］这些论述，都从不同的方面深刻阐述了“自然是生命之母”的生态哲理。
习近平关于“自然是生命之母”的形象论述，如同他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点一样，将人的价值和自然的价值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要求人们要从自然价值和人的价值紧密结合之处思考价值的源泉和价值的实现方式问题。如果只是考虑人的价值而不顾及自然价值，就必然产生“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10］的现象，如果失去了“绿水青山”这个自然价值，不可能有给人带来满足需要和获得利益的“金山银山”。而如果只强调自然价值而不顾及人的价值，不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谓价值也就失去其应有的意义。习近平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自然心存敬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同保护不可替代的地球家园，共同医治生态环境的累累伤痕，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让自然生态休养生息，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11］
三、“自然是生命之母”的生态哲理指明了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关于“自然是生命之母”的论述，既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命题，又是一个实践命题。习近平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生态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等方面指明了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关于“自然是生命之母”的科学论述，着眼于自然与人的对象性和主体际性关系，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提出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任务，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清醒地认识到绿色发展的基本要义就是切实地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所要建成的现代化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有机融合并全面整体性提升的现代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复杂形势和面临的重大任务，把握好我国生态文明仍然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经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和优质生态服务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切实维护好环境权益的攻坚期，也到了我国有条件和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这个“三期”的客观事实，从爱护生命的高度和将生态问题纳入执政理念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突出位置，将生态问题当作关系党的使命和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和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坚决摒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只顾发展规模和速度而不顾发展质量和效益，只顾向自然界索取而不顾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只追求近期利益和代内价值而不顾长期利益和代际价值的传统现代化模式，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绿色发展的主攻方向和价值追求，自觉地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和永续发展道路，努力建设好看得见青山，望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
习近平关于“自然是生命之母”的科学论述，着眼于自然有机体与人类社会有机体相互交融和双向互动关系，从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生态治理的高度，提出了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治理规律，构建生态治理共同体，对山水林田湖草进行统一保护和统一修复的任务，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提高生态系统治理的科学性和实效性水平。“自然是生命之母”的命题，一方面说明了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必须采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着眼于生态系统本身，统筹好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草、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治林和治草等多方面的关系，坚决纠正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防止条块分割和单打一的做法，导致种树的只顾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种草的只顾种草，护田的单纯护田，各自为政，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环境的系统性破坏。为此，习近平要求，要深化行政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改变九龙治水越治越混乱，越治越糟糕现象，要由一个部门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草进行统一保护和统一修复。
习近平关于“自然是生命之母”的科学论述，着眼于用严格的生态文明制度与具有教化功能的生态文化相结合的力量去规范、约束人与自然关系，有助于在生态文明实践中破除一切不合生态文明建设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不断地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从而自觉地吸收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成果，构建起符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际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操作性强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确保“自然是生命之母”的重要地位得到强化和巩固。习近平在2018年5月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了推进生态文明“五大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这是系统性地设计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举措，是打造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四梁八柱”的实际行动，也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的“五大体系”，主要表现为紧密联系的五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加强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建设，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供重要思想基础和思想保障；二是加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是加强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产生成效指明考评导向；四是加强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促进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根本保障；五是加强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夯实不可逾越的基本底线。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五大体系”的整体性建设，既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为构建地球美好家园贡献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方案，也为“自然是生命之母”提供了严密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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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8.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