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包头日报》创刊号
1952年《包头日报》正式改为市委机关报
□记者张海芳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拉开序幕。这年12月16日，由包头商会出资筹办的《包头日报》正式面世。
当时，谁都没有料到，这个落址老包头瓦窑沟火神庙、铅印四开的报纸能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中等城市党报中唯一创办于抗日战争前期的地方性报纸。
在救国图强的使命中诞生，《包头日报》也曾经历过彷徨与险阻，但最终沿着革命的道路一路前行。
风雨砥砺，岁月如歌。新中国成立以来，《包头日报》始终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
1952年，中共包头市委将《包头日报》改为市委机关报。
1959年，《包头日报》用文字图片记录下包钢一号高炉第一炉铁水奔腾而出的情景，用铅墨留下包头大建设时代的历史印迹。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包头日报》一度停刊，后又复刊。
1978年，改革开放，《包头日报》也跟随大时代走进了发展春天。
2018年，改革开放40年之际，《包头日报》成功入选全国“百强报刊”，成为内蒙古惟一入选的报纸。
一纸跨越88年，《包头日报》在刻录下厚重历史的同时，也在风雨中倔强成长，留住了一张报纸的骄傲与荣光。
前世今生，一次穿越历史的惊喜发现
在上海图书馆，一份1931年12月16日的《包头日报》创刊号静静地安放于此。拂去岁月的蒙尘，这份《包头日报》创刊号仍然清晰而亲切。
创刊号四开共一张半，头版为广告，二版为《发刊辞》和国内新闻，三版为省市新闻，四版则刊发了《本报编辑部启事》等内容，另半张为《包头日报社开幕纪念增刊》。
内蒙古图书馆研究馆员忒莫勒在上海图书馆寻获了这张铝印的珍贵藏品时如获至宝。在此之前，忒莫勒仅知道在北京国家图书馆还留存着1932年4月至1935年12月、1936年2月至1937年7月、1946年9月至1948年9月几个阶段的《包头日报》。
而此次穿越历史的珍贵发现，也让他寻找到更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忒莫勒发现，1931年《包头日报》的创刊有着浓重的救国图强色彩。报社出版预告称：“本报筹备已久，最近始渐就绪。兹以国难日亟，唤醒西北人士筹边御侮，势不容缓。本报职责所在，决于本月十六日出版，唤醒同胞，共纾国难。”
和忒莫勒一样，对《包头日报》的“前世今生”同样感兴趣的，还有包头史专家张贵教授。1996年包头大地震后，老包头东河区开始旧房改造。当时在北梁访古的张贵发现，椽檩木头上有很多有字的纸张。他把纸张拆解下来后，发现其中有很多民国甚至是清代的报纸、账册等，他惊喜万分。
回到家中，他把这些纸浸到水里一条一条揭下来，字迹还没变，从这些纸条中，他发现了1931年12月18日、19日《包头日报》第三期、第四期的报纸，由此他推算出《包头日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6日。
2010年，张贵到上海参观世博会期间走进上海图书馆，找到了这张珍贵的创刊号。他带着一份惊喜与好奇，小心翼翼地将创刊号复印下来，并一直珍存至今。
张贵注意到，《包头日报》第三期、第四期上的副刊叫《沙风》，上面刊登了当时绥远省立二中语文组编的抗日诗篇，证明包头是“九一八”后较早抗日的城市之一。由此他认为，《包头日报》创刊伊始就举起了“舆论救国”的旗帜，成为包头新闻有史的良好开端。
而说起《包头日报》创刊，就不得不提及清末举人、创刊时首任社长刘澍。
1920年，刘澍从山西“走西口”来到包头，之后曾任包头首任县长。作为包头最有学识的人，1928年他就担任过新创办的《包头周报》的社长。他还奉命编纂过包头首部《包头市志》，并为市志撰写了“汉族旅包开始及进展考”等多篇资料文稿。
上世纪30年代初，包头商会和一些地方士绅对创刊办报充满了热情。他们利用一笔査处出的商会会计高价出售赈灾粮的款项4000多元，又多方募捐1700多元作为启动资金，筹划创办《包头日报》，并随后成立董事会，派人赴天津购买机器设备。有资料称，刘澍在创办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1年12月16日，《包头日报》终于创刊出版，社址设在瓦窑沟火神庙内，刘澍担任社长，总编辑由县党部秘书杨亮之兼任。
1934年，刘澍离职。是年，商会捐赠新南门里倒闭的复成元粮店的十几亩地和八间房，加上报社向各界募捐的资金，在南门里(现东百大楼北)盖起新厂房等房舍，11月迁入新址，在这里一待就是20多年，直到1959年迁到昆都仑区。
1934年的《包头日报》为4开4版，发行400份左右，1版为国内新闻，2版为本省和外埠新闻，3版为本市新闻，4版三分之二为文艺，其余为广告，彼时的报社发展已渐具雏形。
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张报纸的命运与时代紧紧相连。烽火岁月，《包头日报》也在百转千回中经历着坎坷与历练。
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包头，包头日报社人员大部西逃南撤，《包头日报》随之停刊。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包头光复后，李聚五以包头市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和包头日报社长的身份，接收回包头日报社财产，于10月恢复出版《包头日报》，开始为8开2版，1946年8月改为8开2版铅印，1948年恢复4开4版。
1948年10月，解放军挺进包头，包头日报社负责人和部分编辑西逃，《包头日报》再度停刊。
1948年，纷乱中第一次革命性的“遇见”
也就是在1948年，包头日报社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包头第一张人民自己的报纸《前进报》，有了第一次革命性的“遇见”。
10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二纵队和晋绥军区部队进驻包头后，成立了中共包头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派军代表迅速接管各要害机关。宋瑜(解放后曾任绥远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主席)负责接管包头日报等单位，并决定新华社绥蒙分社进驻包头日报社，由社长王海原主持，利用报社的印刷等设备，迅速筹办一张包头历史上第一张人民自己的报纸，以便向大群众宣传解释党的政策，报纸定名为《前进报》。
包头日报老报人阎充英曾在他2010年出版的《伏枥集》中，还原过其中的故事。
当时的社长王海原是广西人，就读于清华大学，绥远省和平解放后曾任绥远日报社长。他接受创办报纸的任务后，带领绥蒙分社的十几名同志来到位于东河区的包头日报社。当时，《包头日报》前几天已停刊，前后院冷冷清清，报社负责人及部分编辑、记者逃往他处，其余的人躲回家中，只有几个无家可归者留在社内。
王海原向留在报社的几名工友解释了党的政策，说明了共产党准备出版报纸的意图。大家看到王海原戴着一副眼镜，满脸的和善，很快打消了疑虑，表示愿意支持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办报工作。
工友小郝等人到市内通知在家躲避的报社职工。第二天，包括编辑、记者、排字、铸字以及印刷工人师傅在内的十多人陆续来到报社，王海原向大家讲解了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希望大家协同工作，编辑出版一张包头人民自己的报纸。
为解决出报所需经费，王海原写了一张申请钱款两千万元边币的条子，让原包头日报社会计林从光到市政府找李维中市长批。林从光来到市政府大院，说明要找李市长。这时，过来一位身材细高的中年人，和气地迎上前说:“我就是李维中，有什么事？”林从光说明来意，把条子交到李市长手中。
李维中看后，伏身在一堆箱子上签了字，并告诉林从光到大转盘十字北边一座大房内找戈部长取款。林从光到时，正赶上人家吃午饭，戈部长端着碗接过条子看了看，把吃剩的半碗小米饭往窗台上一搁，转身走向后院取出两捆共两千万元边区钞票，交给报社会计。
资金到位，出版工作也逐渐就绪。新华社绥蒙分社的同志都是一些老新闻工作者，由任重捷、洪流等负责采访新闻，辛景月、张荣生、崔文涛负责编辑工作。原包头日报社记者张向真等人也参加了《前进报》的采编工作。
经过几天紧张工作，一张四开铅印的《前进报》出版了。该报除报道解放军在各地战场的胜利捷报外，还以大量篇幅刊登本地新闻，宣传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其中一篇《高经理回来了》的特写，报道了包头一家大企业的经理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后从外地回到包头的新闻，现身说法，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前进报》共出版了4期，对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团结和吸引广大群众到共产党的周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1月下旬，解放军奉命战略转移东撤。王海原向协助出版《前进报》的原包头日报社职工耐心传达了上级的命令，欢迎他们随解放军转移。张向真等6名原报社职工表示愿意跟随，从此参加了革命工作。对因种种原因不能转移的职工，王海原也做了妥善安置，为他们发了一个月的工资。按当时解放区供给制标准，留下两张米面条子，可以到指定粮店兑现米和面共计3千余斤。
包头日报社的一名会计原本同意随解放军转移，王海原还专门给了他一匹马让其在行军时骑用。在走到萨拉齐后因遭遇土匪停了下来，这名会计听友人说：“你走以后，在包头的老婆娃娃怎么办?”又发生动摇，决定不走了。正当他准备把马交还时，恰好碰见分社辛景月正为自行车坏了而发愁，便对辛说:“我不走了，你骑这匹马走吧!”
由于赶队伍紧急，辛景月骑上马疾驶而去，马鞍上驮着会计的毛毯、挂包等物品也忘记取下来。第二年缓远和平解放后，辛景月委托一位从绥蒙日报社调到包头工作的同志将毛毯等物一件不少地送还，并对其表示慰问。这件事令那位会计十分感动，此事在当时被传为佳话。
时值新中国成立前夜，正是这次革命性的短暂“遇见”，在包头日报社播下了红色的种子，也充盈起温情的红色希望。(未完待续)
(感谢老报人阎充英家属以及包头史学家张贵教授对本文提供的帮助与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