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各族人民世代居住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主体上保持统一，共御外侮、同舟共济，培育出基础深厚的共同体精神

　　●各族人民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在情感上相互亲近，生成追求团结统一的强大内生动力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以中国方式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事务

　　●建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这是一项中国特色的创新之举

　　●民族区域自治符合中国国情和民情，符合本国本土的历史走向。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是大小兼顾、上下兼顾；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是全面兼顾、是中和公正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特色创新、兼和相济的精神，是辩证统一、地天通的生态精神，极具当代价值，也极具指向未来的强大潜能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从自觉到自信的过程，“四个共同”把我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各族人民在这样的开拓、书写、创造和培育的过程中，将凝聚向心的巨大潜能，不断创新转化成为真真切切的现实，又不断憧憬前程远大的未来，发现新的壮美，探索新的可能；他们决不放弃“尚未”的希望，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扬帆远航，迎来一个又一个新时代。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写到：“神不在天上，不在彼岸，而在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之中，所谓‘神的启示’是通过人类解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实现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来源于各族人民同心协力的伟大实践，来源于交往交流交融的变革创新，来源于彼此认同和共同认同，来源于祖先留下的生存智慧，来源于地天通、万象生的守正创新思想。

　　一

　　各族人民世代居住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主体上保持统一，共御外侮、同舟共济，培育出基础深厚的共同体精神。中华民族有“满天星斗”的起源。各族人民经过千百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爱国爱家、互利共生、走向未来。各族人民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在情感上相互亲近，生成追求团结统一的强大内生动力。一方面有平原、山地、草原、绿洲、海洋等互补性生产生活环境，另一方面有人口交流、政治联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族际联系；一方面有分分合合的错综复杂，另一方面有百川归海的历史大势。中华文明由各具特色的文明汇聚而成，其中包括：勤劳质朴、崇礼亲仁的农耕文明，热烈奔放、勇猛刚健的草原文明，海南百川、敢拼会赢的海洋文明。农耕文明、草原文明、山地文明、海洋文明共同熔铸了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洗礼，拥有了包容性强、创造性大的新时代定义。

　　中华民族是中国特色的创新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发达的资本主义，没有形成“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各族人民只能继承传统，不失本色地迎接时代挑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凝聚一体，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式，以“日日新”的时代精神，加入世界民族之林，排除各种干扰、披荆斩棘、改革开放、迅速崛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理念，民族不分大小，不分先进落后，不把他们分为部落、部族、民族三种族群，而是各族人民一律平等，一律称为民族，共同当家作主，这是中国特色的兼和创新，是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创举。各族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在心理上获得尊严、在感情上获得尊重、在经济上获得支援、在文教卫生等方面获得帮助，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铸牢，是我国各族人民守正创新、不失本色的伟大创举。

　　新中国为了更好地制定和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为了更好地让少数民族参政议政，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为组成56个民族大家庭奠定了由多生一、百川归海的基础。一方面，那些长期被遮蔽歧视的少数民族有了自己的政治名分，有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有了自己的政治代表，从而有了“主体性”；另一方面，他们感恩新中国、认同中华民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作出贡献。“长期被压迫的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公开他们的民族成份，提出自己的族名”，要求得到承认。新中国从实际情况出发，为了落实民族政策，首先要弄清楚我国有多少民族；为了在各级权力机关体现民族平等，就要确定具体民族的代表人数；为了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也需要弄清哪些少数民族具备民族区域自治条件。“民族识别，就是对居住在一定地域上的人们共同体就其语言、经济生活、文化和心理素质以及历史来源等要素，进行综合的考察和分析研究，确定其族属和名称。”中国的民族基本不具备斯大林所说的民族四特征，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素质；中国的历史发展有东方社会的特点，不容忽视，不能套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各族人民的意愿和情感也要得到尊重，要同时照顾到政治性和科学性，照顾到学理和伦理。我国的56个民族是在上下左右全方位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形成的，既照顾到漫长历史，照顾到民族情感，照顾到公平正义，也照顾到各方需要。民族识别不是凭空产生，不是无中生有，更不是无事生非。

　　总结起来，“民族识别既是一项政治工作，又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民族识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政府和我国各族人民守正创新、兼和相济、不失本色的伟大创举。

　　二

　　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将苏联的民族模式与民族经验与本国本土实践相结合，由探索创新到日臻成熟，在制定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时，选择了一条民族区域自治而非联邦制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战，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纲》等文献规定少数民族可以建立自己的自治区；抗战时期，中共主张少数民族和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物之权，同时与汉族建立统一的国家”。在这一时期发布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以中国方式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事务；建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这是一项中国特色的创新之举。马克思晚年转向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仔细研读科瓦列夫斯基、摩尔根、菲尔、梅恩、拉伯克等人类学者的著作，作了详细摘要和批注，写下5篇读书笔记，统称“人类学笔记”。马克思指出，当时的俄国、印度和中国等东方国家都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这种生产方式在西方演化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在东方社会，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预示着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要么步西方社会发展的后尘，走优先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然后进行社会主义的道路；要么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为了回应俄国革命者内部的争论，为了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也为了对世界史进行再研究，开始根据人类学著作重点研究农村公社。“进化学派人类学开创了对文化科学的研究，确立了文化概念”“进化学派人类学所提供给马克思的实证材料渗透着文化进化和社会进化观，不同于后来兴起的其他学派。”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探索东方社会的未来方向，走出新中国民族发展的独特道路。中国拥有古老的历史传统，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这个古老的历史传统结合起来，如何继承和创新祖先留下来的丰富遗产，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我国学术界讨论中国道路，讨论中国为什么能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往往会忽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的分析。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束缚了个人发展，生产者不能割断自然经济和宗法血缘关系的脐带，不能从“劳动条件的原始共生状态脱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因此，东方社会不可能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有可能通过社会机制的改造和革命的途径走一条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华民族的历史有符合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一面，也有本土特色的另一面。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有六大文明属于最古老且独立发展的文明，它们是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唯有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始终未曾中断。也有观点认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影响深远且自成一体的文化体系只有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4个，“再没有第5个”；“而这4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2个”。中国各民族聚合成为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属于“中体西学”的创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成不靠远距离殖民，不靠一个消灭另一个，而是靠兼和相济、包容万象的生态精神，靠守正创新的意志推动，靠四海一家的理想指引。中国自古语言多样、文化多彩、满天星斗，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今天的“多元一体格局”，56个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

　　总之，近现代传入的外国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在本土化基础上产生的，各国各民族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各有特色，可以学习借鉴、取长补短，但不可照葫芦画瓢全盘照搬。回顾过去，毛泽东指出旧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发展阶段，没有强大的工人阶级，远没有进入“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只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一条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特色之路。国内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工农联盟、统一战线、群众路线，这些都是特色。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这样一种探索性实践，各族人民携手并进，在继承和创新中实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民族区域自治符合中国国情和民情，符合本国本土的历史走向。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是大小兼顾、上下兼顾；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是全面兼顾、是中和公正。

　　三

　　近些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物”的转向、“过程”转向和“本体论”转向，学界对形而上学进一步反思，强调形气神关联，突出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的连续性，属于克服心物对立、灵肉二分的努力。中国古代“绝地天通”的神话，可以用来隐喻当下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古时有一段时间地天相通，民可以登天，神可以下凡，民神杂糅，社会“失序”。颛顼帝派重、黎二大臣，阻断地天通道，“绝地天通”，从此人间恢复秩序，官民各司其职，“天下太平”。不过，这个“绝地天通”的神话恰恰隐喻了形气神相互隔绝的人类社会现状。柏拉图虽然突出强调形而上的“理式”(理念)，但他也指出智慧的意义“指触及事物的运动及流”“智慧，它可以指对运动和流变的知觉，或者指对运动的赞许，然而它无论如何是与运动相关的。”阻断和隔离的现代体制造成民心不通、信息不达、道理不用。在民族事务领域，中央高层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代表了对此阻断和隔绝的反思和纠正的努力，代表了在不失本色的前提下创新前行的指向。

　　《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可谓广大而和谐之境界，然实为不可能的。就实际情状而言之，万物并育而更相害，道并行而亦相悖。就实际言之，和谐是暂时的，冲突是经常的……如一民族内部斗争过甚，则必亡国、灭族。海纳百川、兼和通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智慧。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中国特色的创新精神，我们就能做到对内“以一容多”“以多促一”“由多生一”，促进民族平等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可以促进文明互鉴，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充分体现我群我族我国的当代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哲学家罗蒂说，一个国家的民族自豪相当于一个人的自尊，过度的民族自豪可以导致好战和帝国主义，就像过度的自尊会变成傲慢；但是自尊太少会让人拿不出道德勇气，民族自豪感不足会阻碍人们积极有效地参与有关国策的争鸣。理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应当是中国各民族更加凝聚、更加向心的共同体，它不独属于哪一个民族，不独属于那一种文化，而是属于国内各个民族共有的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特色创新、兼和相济的精神，是辩证统一、地天通的生态精神，极具当代价值，也极具指向未来的强大潜能。

　　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组成部分，应该和其他民族的共同体精神存在重叠共识的价值观，其中“三”观可作为典型代表。道家“道生一”“二生三”“三生无限”“道法自然”的观点强调生生不息、协同自然，由此可以延伸扩展为兼和多样、万邦共存、兆民共享的现代观。哲学家张岱年指出，中国精神在不失本色的前提之下，“仍是在创造之中”“使之以更新的姿容表见出来”——“这些话的意思，即是主张不一定要执著旧的中国精神，而应从新创造新的中国精神”。综合创新、守正创新，我们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不失本色的创新时代。　(作者纳日碧力戈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