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黄承伟

　　采访组：您从事扶贫问题研究工作多年。请问从什么时间节点开始，脱贫攻坚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全方位地融入整个国家治理当中？

　　黄承伟：我们国家对扶贫事业有一个逐渐理性化、系统化的过程。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比较有标志性意义的是2009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的制定，这个纲要对未来10年的扶贫工作进行了安排。当时，中央提出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概念，14个片区大概占国土面积的四成，覆盖七成多的贫困人口，以这些片区为重点开展扶贫工作，就可以更好地解决当时剩下的近1亿贫困人口的问题。从国家层面来看，贫困人口所在的地区占到了这么大的面积，解决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对国家发展有非常大的战略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后，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那个时候，我恍然大悟：扶贫工作的意义真的如此重大，不折不扣是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的重要内容。而且扶贫被定位为是一个底线，就像水桶一样，如果贫困是短板，而且没能有效地补齐，那么无论装多少水都会漏出去。

　　总之，真正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学懂、弄通、做实，就能真正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野认识扶贫事业的战略意义。

　　采访组：纵观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的发展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呈现出哪些鲜明特点？

　　黄承伟：我体会最深的有几个方面。最突出的，是人民至上的情怀。要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首先得理解他的情怀。40多年来，他在村、县、市、省、中央工作，花在扶贫工作上的时间精力是特别多的。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是主官了，要全面抓工作，但他仍然持续关注贫困问题，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他仍然持续关注消除贫困的问题，并把这项事业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正是一个大国的领袖、大党的领袖的伟大之处。

　　第二就是科学性。科学的决策都是基于大的时代背景谋划的。2012年，在国家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其中包含“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四个问题”，通俗易懂。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六、五、四”当中呈现的是一个严谨的逻辑框架，一个完整的体系。

　　第三个是系统性。通过“六个精准”把贫困人口找出来，解决“扶持谁”的问题，接下来“怎么扶”，就得有一系列措施，通过实施“五个一批”、分类施策来解决。比如，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监督评估、巡视、民主监督、执纪问责、审计、作风治理等等方面的实践，如果都融入治国理政体系运行中，就是实现治党治国的理念。

　　第四是实践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次重要讲话中，我们能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完整地阐述精准扶贫思想，如何落实“六个精准”、推进“五个一批”、解决“四个问题”，现在，这套体系被大家理解了，但是回到几年前，普遍的认识可能并不是那么深刻。

　　采访组：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怎么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重要论述的贡献并理解其形成的原因？

　　黄承伟：从马克思到中共历代领导人都有关于扶贫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是这些思想的集大成，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作出了原创性和发展性贡献。

　　原创性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方面，与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相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原创性贡献。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反贫困路径，比如精准扶贫体系，也是原创性的贡献。还有，在反贫困的价值观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待扶贫。比如，他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中呼吁，为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在这之前，世界上没有哪个领导人从整个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扶贫工作，这也是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来源于他长期从政的实践，和他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在梁家河，他开始了早期的反贫困实践，领着大家打淤地坝、办代销点、办缝纫社、建沼气池……在正定工作的时候，他又带领全县在短短3年时间甩掉“高产穷县”的帽子，大力发展旅游业，发展多种经营，引进投资、引进人才，探索城郊地区的发展模式，探索正定这样一个县城如何融入大的区域发展格局中……这实际上是习近平总书记用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思想的一个初步实践。到了宁德，他有了更多的反贫困实践，《摆脱贫困》一书完全呈现了他对于解决贫困问题的系统性思考。他创新性提出，摆脱贫困首先在于摆脱思想的贫困，“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这个观点在当时来讲是非常超前的。后来，宁德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跟这个指导思想是密切相关的。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大力推动闽宁合作，践行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用实际行动印证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底怎么发展才会更有效。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之后，作为发达地区的省委书记，他依然把如何发展欠发达的乡镇村列入工作规划、纳入整体发展框架，进行专门安排和部署，时时刻刻体现出一名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的胸怀和眼界。在成为党的总书记以后，他从全局角度高度重视扶贫工作，这和他长期反贫困实践积累认识、和他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深刻洞察是分不开的，和他深入思考如何实现更好、更快、协调发展密切相关。

　　理解了理论渊源和实践渊源，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长经历，就能更好地理解他的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理解为什么他下那么大功夫推动脱贫攻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代表了我们党对反贫困认识进入一个新境界。

　　采访组：去年底脱贫攻坚顺利收官，请您总结一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扶贫脱贫工作从理论到实践有哪些方面值得总结？

　　黄承伟：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我国扶贫工作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扶贫脱贫工作有几个方面特点是比较突出的。

　　把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在脱贫攻坚的方方面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涉及党建理论、国家治理理论等。比如坚持党的领导，要强化组织保障，怎么强化？第一，五级书记一起抓。这就解决了我们党怎么围绕民生巩固执政地位、奠定执政基础的问题。这是党关于执政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支撑。第二，贫困县党委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在脱贫攻坚期内保持稳定。这也是我们党执政方式的一种创新。如果不稳定，就很难保证精准扶贫真正落地。第三，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贫困地区之所以落在后头，和创业致富带头人、村委会班子的能力密切相关。通过派驻第一书记、工作队的形式，解决谁来扶的问题，强化了基层组织，密切了党群关系。

　　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这是对传统发展理论的一个创新。传统的“涓滴理论”，主张先支持区域发展，通过发展把既得经济利益以涓滴的方式分流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但从国际扶贫经验看，3%的贫困发生率以下的人群难以通过涓滴的方式实现脱贫，属于“锅底”部分。参照我国的现实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每一个脱贫阶段都会剩下几千万贫困人口解决不了，如果没有新的理论作指导，这个问题将不断持续下去。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体现在，通过集中资源支持欠发达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从而实现解决贫困问题，并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扶贫与扶志扶智有机结合、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方面的理论贡献。首先，扶贫扶智。以前的理论也提到一些，但是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化了这个理论。最突出的是强调扶贫先从脑袋开始，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把教育扶贫纳入扶贫措施，这是扶贫扶智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其次，把看病纳入扶贫措施。没一个好身体，谈什么动力？最后就是外派干部。把干部培养和精准扶贫工作结合起来，形成一体化互动。从长远发展来看，这些干部去了以后不仅仅是帮助扶贫，也是锻炼自己，提升能力。他们通过基层实践，成为后备干部队伍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中国最贫困的地方，不管在哪个层级都很难做好工作。

　　一系列考核评估理论方法上的创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最终要落实到脱贫攻坚总体目标的实现状况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上面。只有脱贫成效精准，才能得到社会和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从2016年到2020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每年开展一次考核，主要涉及减贫成效、精准识别、精准帮扶、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内容。这是全球范围内最全面的考核，其考核方法、组织方式、成果运用都是重大创新。而且，作为考核的组成部分，邀请第三方对脱贫真实性及成效开展独立评估，这也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第三方评估。考核评估虽然是具体的技术问题，但习近平总书记每年都听汇报，并对怎么做好考核评估作出重要指示。在这方面他有很多理论创新，对于全球其他国家确保减贫的实际效果很有借鉴意义。

　　从实践角度来讲，做得好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减贫成效上。2020年，我们组织开展了一批减贫案例总结，以脱贫难度最大的地方为例，比如“三区三州”、挂牌督办的52个县，都是减贫脱贫最难啃的硬骨头。从省级层面来看，我觉得贵州很有代表性，能综合反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的实践。市级层面而言，“三区三州”中的三个州，延安、毕节、赣州、湘西、定西、宁德等，这些是在一个时期中脱贫攻坚工作做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县级层面来讲，我们现在主要总结两个地方：兰考和井冈山，它们各有侧重。兰考，是以脱贫攻坚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成功典型；井冈山，是落实精准脱贫的典范。乡级层面，最有代表性的是闽宁镇，从一个山旮旯里面的荒地变成现代化的小城镇，顺利完成了几万贫困群众的扶贫搬迁，奠定脱贫致富的基础，这是一个东西部扶贫合作的活样板。

　　在全国像这样好的做法和案例很多，光伏扶贫、生态扶贫、电商扶贫、扶贫小额信贷、易地扶贫搬迁等等，我们第一批选了10种类型的精准扶贫典型案例进行深入总结，区域性脱贫攻坚案例、精准扶贫专题案例，第一批共25个。我们希望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从实践的角度反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在实践中的成效。

　　采访组：脱贫攻坚的巨大成效对国家和社会治理有哪些影响？

　　黄承伟：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非常深远。

　　乡村干部的能力得到锻炼。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同当地干部形成互动，落实精准扶贫工作，探索推动当地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根源就在于干部能力的不断提升。基层干部只有同群众打好交道、做好沟通，才能积累扶贫经验。如果只是干巴巴地做工作，无法形成良性互动，也增进不了感情。基层干部的能力强起来了，基层组织的组织能力、治理能力和号召力就得到明显提高。

　　乡村更稳定。我国50多万个行政村，如果每个村集体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基层和乡村治理的稳定性就会增强，反之则没有凝聚力，一些群众就会慢慢脱离行政组织，其他社会上的组织就容易渗透进来。西至雪域，东临大海，当国家边远地区的村民都在夸共产党好的时候，我们的政策在方向上肯定是正确的，肯定没有问题。

　　群众更有干劲更有信心。如果我们帮扶的对象只想着等靠要，不求主动改变，制定的政策再好也延续不下去。从这些年来的实践看，各地始终把激发内生脱贫动力作为根本目标，探索合适的政策帮扶和正确的脱贫指导。脱贫群众最重要的就是精神面貌的改变，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幸福笑脸。

　　良性互动激发了好的社会风气。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将外部资源引入基层，不仅加快了乡村发展，同时也激活了社会不同群体内心扶贫治贫的良善本性。大到拥有几百亿上千亿资产的企业家，小到工薪阶层的普通老百姓，人性都有共通之处。精准扶贫让大众直观看到还有这么多贫困人口，并提供了机会和渠道让有能力的企业和个人去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采访组成员：闫书华 殷玉洁 韩丹 陈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