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见他，全身骨头就酥了”
2003年3月的某天，郭静(化名)请假从单位出来，她摸了摸包内自己多年积攒的7万元私房钱，心情沉重。脚步有些犹豫，但想想自己多年受的苦，再想想被打伤住院的父亲，郭静狠下心，跟陌生男子见了面。
“事情会处理干净的，不用担心。”陌生男子拿完钱，转头开车走了。
傍晚，郭静接到男子电话，“他死了”。她没有说话，挂了电话，抱头痛哭，心想，痛苦终于结束，再也不用受蹂躏了。
事隔5个月，一个捡蘑菇的人在根河市林场发现尸体，经警方检测DNA后，确定是郭静的丈夫。
2004年7月，郭静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
郭静，呼伦贝尔海拉尔区人。因恋爱期间女婿就动手打过女儿，母亲一直都不同意她们的婚事，直到女儿出嫁的早晨，母亲还在哀求女儿，取消婚礼。
“婚姻大事，一定要听父母的。那时太固执，现在悔得肠子都青了。”郭静不断撕扯手里的纸巾嘟囔着说。
第一次提出离婚是女儿8个月的时候，因孩子小，不想让孩子没有父亲，郭静回娘家呆一段时间后，又软下心来。
她反抗过，可每次的反抗，带来的是变本加厉的痛打。暖瓶、水壶、菜刀都是丈夫伤人的工具。
那时，丈夫正开饭店和宾馆，找小姐。一次，她在宾馆房间看见丈夫与一小姐在同一房间。
“你是不和她好上了？”那个女人走出房间后，郭静质问躺在床上的丈夫。
“你不想活了吧，别没事儿找事。”一阵呵斥，郭静把委屈和痛恨憋到肚子里。
“为什么不敢说？”记者问。
“因为一见他，全身骨头就酥了，他太强壮了，我害怕，心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打我就好”。
出差、和同事吃饭、晚回家，都是动手的理由。
直到最后一次，以晚回家为由，丈夫再一次开打，父亲劝架中，被丈夫粗暴的拳头打伤肋骨，第二天去医院检查，父亲的肋骨断裂。那时父亲已70多岁，看到父亲为自己受伤，她再也无法容忍，暗下决心要杀死这个无情的男人。
“他太强壮了，我自己没能力伤到他，下药，我怕他发现，后来我让弟弟找了人，雇人杀死了他，杀死丈夫的人，在法院开庭时，一口咬定是受郭静弟弟指使，因此弟弟也一同被判死缓。”
开庭时，当地妇联和同事都开出证明，为她求情，但最终还是被判死缓。
“想用行动感化他，可是我错了”
面对家庭暴力，郭静反抗过。而陈凤(化名)从没有反抗过，直到最后一次。
“我把老鼠药放到里面，看他吃了以后，我就带着孩子跑了。”陈凤说。
陈凤是阿拉善左旗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丈夫是名出租车司机。结婚前，陈凤母亲要求女婿必须在旗里买房，平房也好，就怕女儿嫁到外地，无法去看望。而陈凤丈夫一直因为此事耿耿于怀。
结婚当晚，客人都走后，丈夫一巴掌打到陈凤脸上，说“老子终于娶到你了”。
第二天回门，看陈凤收拾行李，丈夫对她说“反正你是老子的人了，爱告状告状去”他怕陈凤回家会告状。
陈凤问记者：“结婚第二天，怎么跟父母说，第一天晚上就被老公打了”。
心情不好，不按他的要求去做，挨打是肯定的。晚上睡觉，他让陈凤挠后背，挠着挠着突然一阵揪心的烧痛。他嫌陈凤没有挠好，将手里的烟头，按在陈凤的胸口上。指甲盖大的疤痕，至今存在，那是他存在的证据。
儿子半夜要吃饭，陈凤怕吃得太多对胃不好，劝儿子。儿子耍脾气。坐在床边的丈夫，二话不说，拿起饭碗就向陈凤头上打去。脸上，衣服上，都是红红的鲜血。那次，陈凤的头缝了6针。
一次比一次严重，每周一小打，是肯定的。
“你为什么不反抗？”记者问。
“我一直想用行动感化他，即使他打我，我照样带孩子，照顾好婆婆，我一直相信，他有一天能够变好，可是我错了。”陈凤说，她找过妇联，可是工作人员说只能调解，让他们二人亲自过去谈。但丈夫不同意。
“打你的时候，没有报过警吗？”
“没有，我是个农村人，没怎么上过学，更不懂法”。
陈凤说，暴打能忍受，可是后来暴打慢慢变成侮辱。
2006年，陈凤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
“我并不想杀他”
刘燕(化名)拿起一个木棍朝丈夫抡去，健壮如牛的丈夫，瘫软倒地。
被判无期，已服刑12年了。
刘燕是个农村妇女，没有上过学。婆婆很迷信，每月的农历初一、十五都不能洗衣服。但从不提前告知刘燕，总是洗完衣服后，开始指责她，有时一个巴掌拍过去。
婆婆迷信，没想到丈夫也很传统。大女儿刚出生，就被丈夫抽打，埋怨她没给他生儿子。那是刘燕痛苦的开始。
“我从来没有反抗过，因为我爱他。家人劝我再要个孩子，估计有了儿子就不这样了”听家人的劝解，后来又连续要了两胎，都是女孩，自那时起，他更猖狂了，每天骂，动不动就打，婆婆也从不劝架。
打包行李回娘家要离婚，丈夫家人到娘家说情。考虑到孩子，放弃了。
那次，他气愤地回到家，指着刘燕就开骂“有人笑我没儿子，你怎么那么不争气，凭什么不给我生儿子！”说罢，从背后一脚将刘燕踹倒在地上。那一阵疼痛，是11年中没有感受过的，她第一次要反抗，拿起厨房角落里的木棍，一棒打过去，满地鲜血。
刘燕说，现在想想，那次太奇怪了。
“我以前挨打总是忍着，从来不跟人说。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但那次我跟疯了一样，挨个通知村里人，我杀人了。”刘燕瞪大眼睛，很不解。
“当时去他两个哥哥家，都没想到走大门，6尺高的墙，我翻进去，又翻过来。两个哥哥都不在，我又去村长家，还是翻的墙”。
“你说什么了？”记者问。
“我就说杀死他了，村长媳妇还以为我说胡话，后来我说爱信不信，反正人死了。”说完，刘燕“嗖”地又翻过墙，很轻松。
更不解的是，返回家后，看到村里人都过来围观。她冲进人群，走进屋，关上门。找了一个白色塑料，盖到他血淋淋的头部。
“当时觉得那时的他太难看，不想让人看见”。
刘燕是个农村人，没文化，不知道要找妇联，更没想到要报警。法院开庭时，她连律师都没有请，更没有为自己做过任何辩解。(记者 福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