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乡真的可以受到尊重吗？家乡真的是“世外桃源”吗？
无法适应的“关系”
昏暗的酒吧里，围坐着这样一群人，喝着闷酒，听着悲伤的音乐。曾经拥有高学历、高素质、高工资的他们，现在却为每月2000元的工作，去低三下四地托关系。现实很精彩，却也很无奈。从北上广“逃”回来的他们，又该何去何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张涵是这群人中的一员，回呼市一年多。
五年前，张涵还是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在北京最著名的加班集散地——金宝街上班。她笑称，那个时候自己就是个“三无产品”——没房子，没车子，也没男朋友。一天打交道说话最多的就是楼下黑出租司机，“那个时候经常加班，加班到晚上11点是太平常了，”凭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近乎疯狂的工作精神，三年的时间，张涵做到了策划经理的职位。月收入近万元，不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环境，还有了些积蓄。但促使张涵最终逃离北京的导火线却是那种漂的感觉。北漂，没有稳定的家，没有北京户口，不管多努力，不管挣再多的钱，都不曾真正属于这个城市。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北京西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家乡话的人。”张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朝九晚五，张涵的呼市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然而在呼市工作了不到一年，张涵感到种种不适应。
回到呼市的张涵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必须要靠关系，才能做事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张涵反复地问自己。更让张涵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运动鞋就过来了，我就跟动物一样的让人家看着。还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呼市的工资相对较低，但工资低她可以理解，毕竟是三线城市。可是在工作方面，以前在北京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策划方案，在呼市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即便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也能签下来。有一次，张涵和另一家竞争公司比文案，她自信自己的文案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跨越的不仅是距离
高波，30岁，在上海工作五年。
两年前从上海回到呼和浩特，在朋友的帮助下，做起了西餐生意。一家200平方米的西餐厅里，高波忙活着给客人调制饮品，“我觉得我回到呼市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不仅耽误了2年的时间，还把所有的积蓄投到了这个西餐厅”。
繁忙之余，高波总会触景生情般想起在上海的生活。之前在上海，住在旧租界的弄堂里，生活特别苦，每天除了工作，还要打零工。不舍得吃，不舍得用，每天一分钱一分钱地攒，就是为了能在上海扎根，将父母接到上海来，享受晚年生活。可是上海自世博会后，出台了一系列暂住政策，最终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回到家乡呼和浩特。
高波点了根烟继续说：“回到呼市发现和周围的人、事，都格格不入。朋友聚会，也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我说的他们听不懂，他们感兴趣的，我觉得没意思。”
两年前刚回到呼市时，高波很孤独，做梦都是上海的生活。工作方面，他应聘了4家还不错的公司，都是每月2000块钱的工资，这对于呼市的物价，不知道该怎么生存。
放弃了打工的念头后，他用全部的积蓄开了家西餐厅。心想自己是呼市人，怎么说政府也会支持创业。结果，他不但没有享受到好的政策，相反，不同的部门拿着不同的文件来收费，不给就要查封。名目繁多的收款项目，让他应接不暇。
有人说私下给点钱就解决了。可他不明白，自己干的是正当生意，从不偷税漏税，为什么要给他们钱。一年的时间，他的西餐店被勒令停业了3次，一分钱没赚到，还赔了几万块钱。高波说，这在上海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
背起行囊再次上路
回到呼市的这一年多里，张涵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北京回到呼市，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
或许是文化差异，亦或是对呼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生疏，回乡的“张涵们”竟然在自己出生长大的土地上“水土不服”，而这种冲不破的困境，逼迫他们做出一些改变。
张涵说：“我已经决定重新回北京发展了。这几天就走。北京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还是觉得北京更为熟悉。也许我还会回到呼市的，但不是现在。”
高波也正在准备着再次“漂”的事儿。
在忙完手里的活后，高波茫然地盯着手中的热咖啡对记者说：“店面过两天就转出去了，我也申请了下个月去澳大利亚留学，不想在呼市生活了，特别失望。”
刚逃离了大城市高房价、高压力的“龙潭”，又被迫掉进了权势人情和观念相左的“虎穴”。喧哗中的机遇与平静中的安逸，让人去留难无意。那些无处安放的青春，一不小心的选择就会成就另一种人生。
张涵仅是众多“逃离”又“逃回”的年轻人之一，又有多少人像她一样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这样的过程，也许“北上广”等大城市已成人们心中的一座“围城”。
无论是高波还是张涵，以及所有“漂”着的“人们”，他们正在经历着一种难以言状的迷茫，亦在迷茫中企图挣脱。（实习记者 朱茂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