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没户口，上初一那年，班主任让全班同学拿户口簿，我拿不出来，第二个星期，没拿来户口簿的同学都去办公室站着，班主任一一给家长打电话让送来，送来户口簿的同学都陆陆续续去上课了，只有我一个人还站着。两节课后，父亲过来了，他们谈论着我没有户口的事。老师的几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得赶紧给孩子上户了，现在这孩子等于在这个社会不存在，是个黑人。’从那时起，我明白了户口的重要性。”说起没户口的那些日子，今年已经19岁的袁瑞敏依然泪水涟涟，这个伤痛已经在她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因为一直被人取笑是黑户，袁瑞敏以前的性格比较孤僻。干什么事总是独来独往，学习成绩也是好一阵坏一阵。袁瑞敏是学美术的，以前学校组织到火车站写生，因为自己没有身份证，她总得麻烦其他同学才能买张站台票。所以，很多时候，同学们在车站里面画，她就一个人在车站外面的广场上画。

　　8月12日，记者再次见到袁瑞敏时，她简直变了一个人。“阿姨，我终于见到你了，我好激动呀!”拉着记者的手，袁瑞敏像个孩子一样依偎在记者的肩膀上。一年多没见，袁瑞敏阳光了不少，可也黑瘦了很多，一根细细的马尾辫映衬得整个人更加清秀。说起落户一事，袁瑞敏还很激动：“2013年6月18日，这个日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因为从这一天起，在法律上才真正有了我这个人。阿姨，真的太感谢你了！没有你们报社的帮助，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记住今天一定要给妈妈买药。”8月12日，离大学报到的日子还有18天，袁瑞敏早早拿着录取通知书来到呼和浩特火车站打听车票的事，一路上，她两次接到爸爸袁根柱发来的短信，提醒她一定要记住给妈妈买药。母亲高志秀患有精神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多年，一直靠药物维持。“这几天我妈妈身体又不好了，神志也不太清，有时候还自言自语，可能是知道我上大学需要不少钱，家里又拿不出来，有些着急了。”说起这些，袁瑞敏伤心地哭了。

　　袁瑞敏是第二胎，属于计划外生育，必须缴纳罚款才能上户口。可是家里生活十分拮据，母亲有病，父亲耳聋，没有正式工作，靠干苦力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落户的事一拖就是18年。

　　为了节省开支，他们一家人租住在赛罕区金河镇南舍必崖村。从火车站出来，给母亲买上药，袁瑞敏要倒好几次车才能到家。

　　当日中午，记者一行驱车送袁瑞敏回家。走在南舍必崖村硬化过的水泥路上，很少能见到行人，绕过几条弯弯的小路，来到了袁瑞敏家。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当记者进入她家时，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严格地说，那不是一个“家”。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南房，生活用具都摆到桌子上，黑黑的墙上贴满了袁瑞敏的各种作品。除了一张桌子和一个旧衣柜，再找不出一点称得上家具的东西。

　　父亲打工还没回来，母亲怔怔地坐在炕上，见有人来，也没啥反应。袁瑞敏笑着走到母亲身边，小心翼翼地掏出一盒药，“妈妈，给你买上药了，快喝上吧！”母亲高志秀依然面无表情。当记者问起孩子考上大学高不高兴时，高志秀冷冷地说：“考上了也上不起。”便出了门，直到记者走，也没见回来。

　　面对一贫如洗的家，袁瑞敏苦笑着说，这个房子一个月90元租金，我们在这儿住5年多了，平时我上学住校，哥哥打工也不回来，如果都回来，一家人的吃住都成问题。

　　几分钟后，袁根柱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从工地回来了，见到记者，他满脸笑意，“快坐下，快坐下，我给你们买西瓜了。”说着从车筐里抱出一颗西瓜。

　　“姑娘挺争气，平时省吃俭用，从来不乱花钱，考上大学我心里高兴，可是学费就要15000元，到现在只凑了4000元，还差1万多，学校要求8月23日就把钱打到卡里……”袁根柱拿着孩子的录取通知书，一脸的愁容。说到一家人的生活，袁根柱背着女儿，掉下了眼泪。他说：“我每天在外面打工，回家连一口热水也喝不上，有时候孩子她妈心情不好，还到处乱跑。昨天中午孩子在家做的饭，晚上我回来快11点了，家里没饭就没吃，今天早上太忙也没来得及吃，孩子一早要去火车站只吃了一个凉馒头。”看到父亲憔悴的脸，懂事的袁瑞敏安慰父亲：“不要着急，会有办法的，这么多年咱们都坚持过来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从拿到西南交大的录取通知书，袁瑞敏揣着家里的各种证明，到民政、教育、镇政府等单位寻求帮助。“各种材料都提供了，新城区民政局说8月15日以后再让我打电话。”袁瑞敏着急地说。(记者李国萍 首席记者马建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