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大多数人对电报有一种惊讶和神秘感，当邮递员突然把电报送至家门口，全家人都会惊愕一阵子，以为远方的亲友可能出了意外。因此平时人们很少拍电报，再说拍电报的费用较高，当时在市内寄一封信，只贴4分钱的邮票即可，往外省、市、自治区寄信也只需8分钱，而拍电报一个字就得3分钱，倘若拍加急电报，就得翻1倍。

　　记得我在呼和浩特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应用文时，语文老师谈承熹风趣地说：拍电报一定要从经济上考虑，把事情表达清楚就行了，能省一个字，就能吃一根3分钱的冰棍儿，绝不啰唆。电报也不是只报忧不报喜的，收到电报先不要惊恐，也许还是大好事，让你高兴得就像范进中了举一样。接着，谈老师又感慨地说：邮局里负责翻译电报的同志非常令我们佩服，我们每一个汉字都是用4个阿拉伯数字代替的，翻译电报的人每天收到的都是4个阿拉伯数字的组合，他不看“电报数码对照表”，只要一看组合的4个数，就知道它所代替的汉字，马上就能准确地翻译出电文，因为在他的头脑里，已经把代替两三千常用汉字的数码都记熟了，这是了不起的“硬功夫”，也是忠于职守的体现。

　　1961年，我姑姑从山东老家来呼和浩特市探亲，姑父拍来的电报只说姑姑在当地上了火车，其他一概没提，害得我们去了车站好几次才接上姑姑。当她领上我那双目失明的奶奶回老家时，父亲拍给姑父的电报把地址少写了“慈山公社”4个字，相信邮递员一定能送到。岂料，第二天电报被退回来了，说地址不详无法投递。为了让姑父在奶奶她们到家之前收到电报，父亲只好拍了加急电报，过后气恼地说：“为了省1毛2分钱，反而多花了一块三四毛，真怄气。”

　　1963年，我们在呼和浩特第一师范学校上中师二年级，一天一个男生收到他父亲拍来的电报“母病故速回”，他当下涕泪交流。我们安慰他说“也许是你奶奶去世了。”他摇头否认说：“那我爹为甚不说是‘奶奶病故’呢？”过了一会儿，我们又悄悄在电报上的“病故”二字之间，加上了一个和电文一个颜色的逗号，成了“母病，故速回”，并告诉他说“你刚才没看清楚，病字后面还有个逗号呢”。但是，他一眼就识破了我们的“鬼点子”，丝毫不相信。直到他请假回家奔丧完毕来到学校后告诉我们说，果真是她奶奶去世了，只怨他父亲太糊涂，不给说清楚。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内蒙古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对兵团所有的知青都实行军事化管理，逢年过节都不能轻易回家探亲。父母想念儿女了就拍电报，电文不是“母病速归”就是“父病快回”，兵团负责人收到这样千篇一律的电报，知道是“谎报家情”而不予准假。这时在我工作的学校里，有一位中年男教师和老伴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老伴儿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吞服了很多的“冬眠灵”，又留下了遗书。被发现后立即送往医院，医生当即就下了病危通知。如此大事必须得告知在兵团里的女儿。人们帮着拍了加急电报，电文绝不能只说“母病速归”，必须说出实情“母服毒自杀，万分危急，正在抢救，见电速归”，这才使得女儿迅速赶回呼和浩特。所幸，她母亲经抢救化险为夷，她的父母也重归于好。

　　电报曾是迅速通讯的工具之一，多少年来为人类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他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宣告退役了，但人们不会忘记它的贡献。文/张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