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狼毒》：以现代眼光叙述历史与传奇

　　广子

　　单从长度而论，40余万字的《红狼毒》堪称长篇里的大块头。故事以后世褒贬不一的“准格尔魔王”那森达赖的传奇一生为原型。小说人物庞杂，时间跨度大，极富时代与个人命运的戏剧性。在以那森达赖为题材的众多作品中，《红狼毒》是我看到的最具想象力的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的开篇就相当震撼。洪水中从天而降的玄棺拉开了神奇而吊诡的序幕，所有人物依序出场：大头台吉、杨森扎布、赫古来、奥肯、十三奶奶、苏二世、陶德、丹巴、喇嘛二爷、尼格、索伦高娃……诸多重要或不重要的人物命运将依据作家的情绪或趣味被重新赋予、改写。

　　这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和特殊历史宿命的民间野史，一部试图以现代眼光打量的草莽英雄与贵族世家的盛衰摹本。20世纪是人类集体记忆中经验最为复杂、诡异、迭变、不适的一段历史，作家路远把他对这段历史的个人回应缩小到一个鲜为人知又不乏地方神话传统的故事中，展开人性的探讨。作为阶级象征的“黑骨头家族”如果想被王朝文化体制认可、接纳，就必须获得权位。家族荣耀不仅是汉文化的诉求，对于蒙古族群的祖训遗承同样强烈。在这样的前提下，苦难、屈辱、虚伪、阴谋、尔虞我诈、江湖法则等一切就显得无可非议，小说中关于人性的悖论，伦理的冲突，善恶的矛盾也都顺理成章。但《红狼毒》并非只是呈现社会与人性的硬币的一面，否则过于阴暗。在奥肯、索伦高娃、奕山、奕川、梅香身上，作家对人性进行了及时、合理的平衡。如果说奥肯和索伦高娃的死还带有宗教和信仰成分或者救赎的意味，那么梅香的失踪、奕山和奕川的未来则是整部小说最大的叙述悬念与指涉——隐匿的美好与希望。

　　像几乎所有史诗性架构的叙事作品一样，《红狼毒》的女性主义审美倾向不容忽略，甚至超越了它的史诗特征。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作家对女性的赞颂丝毫不加掩饰。即使十三奶奶这样性格分裂的女性，另一面依然是真与美的化身。

　　从人类学角度来讲，女性天然的物理性征既是男性成长的有机载体，也是男性生殖霸权衰落和丧失的经由之路。在宏大的史诗外衣之下，小说彰显的女性崇拜尽管已足够唯美，但实际上还是暴露出一种泛性论的嫌疑。以萨纳·格日迪王爷和奕公爷(红狼台吉)为例，性的过度消费与透支似乎是胜过了男性生命的自然消亡。这多少有点受了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海特等人的影响。

　　我不确定这部小说是否暗合了宿命论的悲观阴影，但多少流露出虚无主义的生命情态。抛开小说的宏大叙事和史诗表征，我至少通过奕山和索伦夫人的人生看到了人性的迷惘与觉悟。这两种对立的人物性格在我们的文学形象中并不新鲜，但作家还是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小说的魅力：没有人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虽然索伦在最后时刻宽恕了仇人也拯救了自己，可是洪水已经漫过孤岛，我们仍然不知道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此外，从小说到主要人物的命名，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的用意。在故事原型的发生地，红狼毒花比任何指代都更符合人物的命运与性格。这个显而易见的隐喻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入作家预设的悲剧中，红狼毒花既是人性的恶之花，也是生命力顽强的象征。但小说真正的暗示或者伏笔还不止这些，假设一下，如果我们把结尾视为故事的开端，这是否就是一部没有写完的小说。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我相信作家尚未交代的部分也许才是这部小说的真正奥义。

　　在文体上，考量一个作家的长篇小说驾驭能力，除了故事本身的因素，叙述的可靠性也是一个重要尺度。我想读者其实不必细究这部小说具体情节的真实性，这样做也毫无意义。作为一部从历史和传奇脱胎、衍生而来的虚构作品，各种版本的那森达赖足以构成小说最迷人的想象源头。正如马尔克斯在谈论记者与小说家的责任时所讲的“在新闻中只要有一个事实是假的便损害整个作品。相比之下，在虚构中只要有一个事实是真的便赋予整个作品以合法性。小说家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只要能使人相信。”

　　但用40余万字仅讲述一个有局限性的传奇故事，就太没劲儿了。《红狼毒》最大的价值还在于，作家在这部小说中没有简单、粗暴地对他所塑造的人物进行价值干预，给予正确的价值判断。这在当代的小说中已属十分难得，让人物自身的命运说话，回到小说真实的历史语境中，是一个作家最基本也最珍贵的写作观与文学立场。

　　等待了10多年后，作家这次为我们贡献了一个汉语版的蒙古王族故事。依然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路远，老练的叙述之中多了几分沧桑，但其一贯的浪漫主义却毫未减损。无论是作家持续创作力的体现还是代表新世纪草原文学的收获，《红狼毒》都值得膺获我们对文学的信任和尊重。

　　但在这样一部结构严谨、叙事流畅、故事奇诡、想象丰沛的宏大虚构作品中仍存在一些缺失，比如对语言的更新义务，现实感或在场感对历史叙述的有效介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历史的当下感。某种意义上，作家写得太舒服了，这对于读者尤其是挑剔的读者可能是一种冒犯。把故事写好看无疑可以取悦读者，当然也没有问题。一个好的故事与作家相遇，作家有责任把它写好看，但这不是作家的主要责任。对于小说，当代作家应有深入的思考：“如何重新让小说回到它的基本价值上去，让它重获生机”。

　　(作者系内蒙古当代诗人)